1945年8月——1945年12月苏联红军管制下的哈尔滨临时政府。发表时间：2022-07-30 09:22 945年8月——1945年12月苏联红军管制下的哈尔滨临时政府。 从天而降的苏联红军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红军诸兵种１５０多万人，从东、西、北多路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中国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一贯骄横自满的关东军很快溃败。１７日，日军通过广播向苏军求降。 ８月１８日，７架苏军运输机突然降落在哈尔滨机场，苏军战士跳出机舱，迅速控制了机场。半小时后，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率人来到机场谈判。之后，苏军先遣支队把领事馆、发电站、桥梁、车站等重要目标置于自己警戒之下。８月１９日，远东第一方面军又向哈尔滨空运了１５８人、８００公斤军用物资。８月２０日，红旗第１集团军陆上先遣支队抵达哈尔滨。从火车上卸载的坦克轰隆隆驶进市区，与空降部队会师。与此同时，红旗阿穆尔舰队也沿松花江行至哈尔滨。 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成立了苏军卫戍司令部，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 在此期间我党在哈尔滨的活动 苏军出兵东北，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五十七个进驻工作组，随苏军进驻五十七个战略据点。经苏联最高统帅部同意，抗联人员以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的身份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其中，李兆麟将军率５０多名抗联人员进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 李兆麟来到哈尔滨后，很快建起东北抗日联军驻哈办事处，亲任主任。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钟子云、王建中、李桂森等２０多名干部来到哈尔滨，与先期到达的李兆麟接上了关系，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同时，由李兆麟出面，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组建了哈尔滨市第一支党领导的武装——哈尔滨市保安总队。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６日，陈云来到哈尔滨，组成了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同时，撤消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中共松江省委工作委员会和松江省军区司令部。 １１月１７日，苏军为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相关规定，通知我党、军机关及武装部队在１１月２３日前撤离哈尔滨。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１日，中共北满分局召开松江省工委和哈尔滨市委联席会议，决定中共北满分局、松江省工委和松江省军区以及武装部队按期撤离。哈尔滨市委和没有公开身分的部分同志留在市内，继续开展工作。当时，李兆麟以中苏友协会长的名义，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 三五九旅开进哈尔滨 我党力量撤出哈尔滨后，在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的领导下，深入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剿匪反霸，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在哈尔滨市周围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根据地。１９４６年３月，三五九旅７０００余人奉命至哈尔滨东面的宾县待命。 部队到达第２天，陈云来部队视察工作，在听取三五九旅剿匪汇报，询问部队近况后，陈云同志详细分析了国内形势及建设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并对解放哈尔滨作了具体指示。４月初，以三五九旅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建立了临时指挥部，李天佑任正指挥，刘转连为副指挥，三五九旅及松江部队一万二千多人陆续集结到市郊待命。 此时，在哈尔滨市内的国民党的力量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根本无法与我军对抗。于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向苏军提出延期撤军，以等正规部队的到来，但遭到苏军拒绝。４月２５日，苏军撤离哈市，国民党接收大员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公安局长余秀豪等随苏军逃往海参葳，绕道返回国统区。 当日，哈市工商界３０多名代表前往宾县，请求我军进驻哈市，并希望避免武装冲突。陈云让刘成栋接待了代表，并认为代表提供国民党在哈武装力量情况基本可信，可以口头答应代表的请求。４月２６日，哈市各界１３０人联名电呼东北人民自卫军迅速进驻哈尔滨。４月２５—２７日，根据各方面情况，刘转连和李天佑决定把主攻方面放在哈尔滨市南面，我军指挥所也由哈东转到哈市南面的平房地区。为了防止敌人在我军进攻中搞破坏，部队明确提出市内分三片，四个重点保护目标，五项具体措施。三片是道里、道外、南岗；五项措施：一、部队进城加强巡逻，防止敌人乱中破坏；二、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揭露敌人目标“正统”的欺骗宣传；三、收缴武器，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四、工厂正常开工，商店正常开门营业；五、搞好仓库、医院、营房和公共场所的安全警示。四个重点保护目标是发电厂、自来水厂、哈市面粉厂、东北和铁桥。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随着最后一批苏军撤离哈市，我军按原计划开进哈市。前进途中，我军几乎没打几枪，就顺利地解放了哈尔滨。从此，哈尔滨这座东北解放区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成为了我东北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为东北，乃至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10月，20多名干部从晋察冀来到哈尔滨，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并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组建了哈尔滨第一支人民武装——哈尔滨保安队。在建立武装的同时，还初步接收了哈市及滨江省所属的各地县政权。
仅仅一个月后，为履行《雅尔塔协定》，1945年11月17日，苏联通知中共地方党、军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撤出哈尔滨，准备将城市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接管。为避免内战，在陈云主持下，11月22日，中共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等全部撤至宾县。 不过，国民党接收哈尔滨的100多天里，交出来的作业与其他地方如出一辙：工厂没能开工，经济更加萧条，物价猛涨。老百姓愤愤地骂道：“什么接收，纯粹劫收!什么青天白日，简直暗无天日!” 1946年2月26日，驻东北苏军参谋长柯里琴科中将宣布开始由南至北陆续撤军。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严重恐慌。因为自苏军撤出沈阳、佳木斯、长春、齐齐哈尔等国民党接收大员控制的一些城市后，立即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土匪抢劫，坏人横行。3月9日，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对此，中共高层也看得非常清楚，早在4月初，党中央就在电报中指出：“应用一切力量，不惜重大牺牲，保卫长春、哈尔滨，巩固对于北满的占领;建立起全国最大的北满战略根据地。”
4月26日，哈尔滨市各界代表130人联名电吁东北人民自卫军(前身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进驻，中共北满分局以此为契机，决定立即进军哈尔滨。 颇具历史意味的是，解放哈尔滨的主力部队，就是从南泥湾走来的大名鼎鼎的三五九旅。1945年6月,以三五九旅等部队组成的八路军南下二支队在司令员刘转连、政委晏福生率领下,离开延安,南下抗日。日本的消息传来后，正在南下途中的三五九旅接到命令向东北挺进。 随后,部队恢复三五九旅番号,刘转连任东北人民自卫军三五九旅旅长,从南满打到北满,一路势如破竹。4月25日至4月27日，随着苏军的撤退，三五九旅向哈尔滨城外的三棵树地区推进，战斗进行的异常顺利，原先占据哈尔滨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早已望风而逃。“各营连排班都在规定时间完成了任务，没有遇到抵抗”。 1946年5月3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成立。当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及其附属机关全部迁驻哈尔滨市，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哈尔滨一直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黑河地区在当地反动维持会策动下，建立了以伪军警宪特、伪官吏等为骨干，同时网罗反动地富豪绅的反动武装，有些帮匪头目受国民党东北行营加封委任“光复军”“挺进军”的团长、旅长、副军长、司令等职。这些土匪帮伙人数多，窜扰范围广，抢劫财物，民不聊生。 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延安、山东等地的几批干部奉党中央的命令开赴东北。黑龙江省工委派王肃等同志进驻黑河。初入黑河的同志们面临的形势极其险恶，为了战胜敌人，当时的黑河地区中心县工委决定首先建立人民武装，动员有觉悟的工人、农民、学生等青年报名参军，建立了人民自治军。人民武装边组建边与残暴的土匪展开激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取得了上二公、黑河、瑷珲等保卫战的胜利，但是，全区各县以及山区村屯的土匪仍然很嚣张。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指出：“苏军未退，蒋军未到时，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重点是开展剿匪斗争与发动群众。”同时，陈云率先提出动用正规部队剿匪的策略。因此，在黑河剿匪斗争中，曾经派出多位将领。 1948年秋，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北路剿匪总指挥，并兼任黑河军分区司令员王钧作了“关于黑河地区剿匪斗争的报告”，全面介绍了各路部队主要领导剿匪作战的情况，特别指出有多位开国将军与黑河剿匪有关联。 黄克诚，大将。1902年出生，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政委。根据陈云的指示，黄克诚决定派三师副师长洪学智率三师特一团出征黑河剿匪。 洪学智，上将。1913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45年9月，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1946年6月，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兼黑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1946年6月至8月，领导指挥黑河全区驻军部队剿匪取得重大胜利。 郑贵卿，少将。1911年出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5年10月，随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1946年6月，任西满军区三师特一团团长时，率全团部队随洪学智来黑河剿匪。洪学智当年8月调离黑河后，郑贵卿任黑河军分区代司令员，负责指挥全区剿匪任务。 毛和发，少将。1919年出生，河南省固始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来黑河剿匪时任西满军区三师特一团副团长。郑贵卿团长任黑河军分区代司令员时，毛和发副团长为特一团带兵作战的主官。在呼玛县城击退匪帮的围攻，为保卫县政权立了大功。 叶长庚，少将。1903年出生，浙江省分水(今桐庐)县人。1946年任龙江军区司令员时，提议并经省工委决定王钧(龙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任北路剿匪总指挥，中心驻地在黑河。同时，叶长庚决定派军区警备三旅、二旅部队开赴黑河剿匪。 廖中符，少将。1913年出生，辽宁省开原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初期，任龙江军区警备三旅旅长。1946年8月，带部队进驻奇克、逊河等地剿匪，旅部设在孙吴。1947年2月，带部队去呼玛、鸥浦，一直打到漠河，全歼张伯钧匪帮，解放“上三县”。 冉泽，少将。1912年出生，四川省江北县(今属重庆市)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7年6月至1949年3月任黑河军分区参谋长。冉泽是黑河地区剿匪核心领导指挥人员。 赵承丰，少将。1917年出生，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6年10月至1948年任黑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赵承丰是黑河地区剿匪核心领导指挥人员。 陈伯钧，上将。1910年出生，四川省达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初期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曾指挥所属部队进入黑河专区逊克县乌云乡剿匪。 李荆璞，少将。1908年出生，黑龙江省宁安县人。1931年11月，参加东北抗联。解放战争初期，任合江军区副司令员。负责北部地区剿匪，曾在佛山(嘉荫)县、逊克县乌云、旧城等地歼灭刘山东匪帮一部，解放许多村屯。同时，李荆璞亲自去逊克县廖中符旅长驻地，共同研究联合剿匪作战方案，给刘山东匪帮以致命的打击。 杨国夫，中将。1905年出生，安徽省霍邱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曾任山东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解放战争初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军长。 刘其人，少将。1916年出生，山东荣成县人。193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战争初期，担任第七师政委时，与杨国夫师长带领全师6000余人，从山东开赴东北。 据廖中符旅长回忆：我们的十团一连是从关里来的，是山东七师杨国夫部队的一个连队，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老连队。我们在陶赉昭共同执行一项任务后，也就是在我们三旅开赴黑河剿匪的前夕，我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向七师的刘其人政委要了一个连队，刘政委将警卫营里的一个特务连给了我，我将这个连队编到十团一连。这支部队在黑河地区剿匪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这个连队的指导员谢宝斋，在解放漠河的战斗中，潜入匪穴，与匪帮对战中，亲手将匪首张伯钧击毙。此后，谢宝斋被任命为黑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未到职)，最后在逊河的一次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5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随后，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并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挺进东北。彭真、陈云等人9月18日到达沈阳。此后三年，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由抗战胜利到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反攻的重大历史转折，陈云作为东北局重要领导成员，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确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势纵横捭阖，利益错综复杂，局势变化多端。党中央对东北局的斗争方针有个变化过程。东北局初到东北时，中央和军委指示：“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就是要在北满、东满迅速开展工作。重庆谈判后，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交织，局势复杂，毛泽东及党中央为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放弃了过去“分散的方针”，要求东北局“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东北局势的变化很快表明，中共“霸占全东北”的可能不存在。1945年11月16日，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国民党先头部队攻占山海关，随后沿北宁路猛进，连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美蒋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苏联施压，迫使驻东北苏军11月19日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依照条约，把中长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大城市，从而使共产党在东北棋局与国民党的对弈中处于劣势。基于此种情况，11月28日，中央电示东北局：“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中央虽然明确了东北局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但对复杂的东北局势及发展趋势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全方位的工作步骤，尚没有透彻分析和全盘筹划。
1 9 4 6 年，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哈尔滨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右起：陈云、彭真、林彪、刘亚楼 严峻的斗争形势反映出，迅速帮助党中央客观全面认识东北局势，把握发展趋势，准确部署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1945年11月下旬，时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近期到达东北任北满分局委员的高岗、张闻天开会，研究东北局势和对策，并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们三个人的名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在透彻分析复杂的东北局势之后，明确指出：“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我们的基本方针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1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电，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这封指示电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东北局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陈云等人在电报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及措施，与中央对东北局的工作要求是一致的。 美苏在华利益的冲突和相互制约，促成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议。但蒋介石坚持东北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1月13日密令国民党军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根据形势的变化，1月下旬到5月，党中央指示东北局“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打好“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新的军事部署是配合新的政治斗争，目的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党在东北取得全局优势创造条件。 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领导东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四平保卫战及攻占长春和本溪、大洼等战役，使敌人未能进犯我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从而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的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因敌军兵力增加，塔子山阵地失守，我方有腹背受敌之危，林彪在请示中央和东北局后，下令东北民主联军5月19日夜撤出四平。5月21日，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次日，东北民主联军放弃长春、吉林，主力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5月26日，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中央复电同意。 党中央也对东北局工作进行及时指导。1946年6月3日电示东北局：“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6月16日电告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以加强统一领导。 从四平撤出的东北民主联军，发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军事斗争持续不断，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北满调回4个师加强南满防守，并利用美国协调东北停战，从1946年6月7日起，实际休战4个月。东北局抓此时机，7月3日至11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前9个月的工作，分析形势，确定任务，统一思想，着力研究落实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陈云受东北局委托，会前起草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7月5日上报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同时讨论，于7月7日通过，史称“七七决议”。7月11日，中央批准“七七决议”，毛泽东作部分修改，主要体现在对形势与和战问题的认识方面。 “七七决议”精辟分析东北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深刻揭示了东北斗争的发展趋势。决议认为东北将长期处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同时指出，目前我方存在三个弱点：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改尚在开始阶段；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干部中许多人对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客观实际出发，《决议》作出六个方面的部署。第一，总的方针是“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去取得和平”。方法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争取和平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和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第二，“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方法是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使中央“五四指示”迅速普遍执行。为迅速有效地创建广大根据地，主力兵团要配合地方武装，肃清政治土匪；要调集干部组织工作团，力求半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我们进行的是保卫解放区的自卫战，完全正当和必需。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我们不自卫就灭亡。“东北自卫战的目的是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要广泛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一般不作阵地战。军队必须协同地方武装进行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发扬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的光荣传统。第五，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党和建政等工作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第六，克服干部享乐腐化的厌战情绪，造成干部下乡热潮。 东北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七七决议”与1945年12月28日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电，以及1946年5月4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合订成册，作为东北干部落实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各省学习与贯彻执行。“七七决议”是东北局在经历9个多月的浴血奋斗后，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由陈云起草的对东北地区解放斗争，如何从暂时的挫折、弱势中，恢复、积累、壮大自己的力量，走出低谷、转弱为强，以取得彻底胜利的路径与经验的揭示和总结。决议下发后，东北的土改和剿匪卓有成效地推进，根据地迅速建立，并巩固与发展，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云在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爆发的历史转变时期，在深刻认识和分析东北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中，先后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份文献，为中央确定和落实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作出重要贡献，是解放战争中党的历史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向陈云同志学习的是，立足现实独立思考，并敢于向中央陈述意见，以利于中央判明情况的担当精神；学习他善于总结经验，把握事物发展趋势，抓住工作要害，能够提出促进实践向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智慧和方法。 创建北满根据地，领导坚持和巩固南满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四大根据地。陈云是北满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在南满根据地陷入危机，党内对坚守还是暂时放弃，意见不一、举棋难定的关键时刻，拍板决策坚守南满，并领导南满军民英勇斗争，走出危局，取得胜利的关键决策人和主要领导者。 创建北满根据地是党中央在指示东北局，放弃分散方针，实施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方针的同时，布下的一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棋局。1945年11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山海关。次日，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阻止敌军进入沈阳；同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成立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16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攻破，当日陈云从沈阳飞至哈尔滨，宣布成立北满分局。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奉中央之命到达北满，正式组成陈云任书记，高岗、张闻天、李兆麟、张秀山为委员的中共北满分局，管辖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五省。北满是整个东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中央派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个政治局委员在此坐镇，足以反映出北满战略地位的重要。
1 9 4 7 年，陈云（右）同萧劲光在中共南满分局、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陈云领导北满分局的工作是开拓性的、也是创造性的。中共北满分局初创时，处境十分艰难，大部分县城被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把持。陈云首先积极与东北局沟通谋划，争取到东、南满主力部队部分北调，增强了北满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力量。接着一方面，集中军事力量剿匪，为建立根据地创造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奸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创建根据地赢得民心。到1946年4月，“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五十八个县，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五县更普遍深入，其余仅在开始”。在民运工作中，陈云根据北满地主武装多，且与土匪勾结，农民如不武装，便不敢斗争的客观情况，提出并实施“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斗争策略，先通过经济斗争将农民发动起来；然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的武装以加强力量；然后再进一步扩大经济斗争，发动群众。这一斗争策略在实践中的良性循环，使北满根据地迅速壮大。陈云的目标是：“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 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共北满分局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北满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松散到巩固的历史性蜕变。1946年5月中旬，陈云在北满分局各省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胸有成竹地说：“北满已成为东北我军的总后方，现在的任务是‘一切为了前线’”，“北满的土匪大部分已消灭”。正是因为有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在退出四平战役、处于敌强我弱的危局之时，能够顺利撤至松花江以北，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利再战。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推进，北满作为后方基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日益凸显。 蒋介石在兵力准备充足后，于1946年10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其战略计划是：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最后占领全东北。南满根据地在东北创建最早。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后，在南满仍保住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敌后还有靠近旅大，本溪和新宾一带，柳河、辉南、东丰、梅河口一带三块游击根据地，牵制着敌人力量，威胁其后方，使其不能贸然北犯，成为保护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和东满、西满根据地的屏障。这是南满根据地特殊的战略地位。对于国民党来说，拿下南满根据地，不仅可以解除其牵制力量，使北进霸占东北无后顾之忧，还可割断东北与华北根据地海上的联系。 10月19日，国民党军10万兵力，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不足4万人，敌我力量悬殊。到11月下旬，我南满军民已被挤压在临江、长白、濛江、抚松四县。这个地区十分狭小，一条大山（长白山）、两条大沟（一通长白、一通抚松）占据大部分土地；人烟稀少，只有23万余人；山地荒芜，物资馈乏，大部分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武器弹药及生活物资供给困难；地势上，背靠鸭绿江，正面是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蒋介石就是企图将我军挤压此处，冻死、饿死、困死，然后转兵北犯，实现“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计划。 这是东北解放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军情万急，南满军区领导层对部队行动方针意见不一。10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萧劲光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东北局派一位领导同志去南满主持工作。陈云自告奋勇赴南满。会议认为，赴南满的领导人，威信要高，要具有深思熟虑、耐心说服的能力，陈云比较合适。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兼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军区）政委，得到中央坚定支持。为加强南满军事领导力量，东北局任命萧劲光为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司令员，同陈云一起赴南满。 11月下旬，陈云等到达南满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局势已十分危急。主力部队三、四纵已做好在必要时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陈云临危不乱，与萧劲光深入部队，同各级干部交谈，深入了解情况，反复考虑南满该不该坚持和怎样坚持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思索，确定了南满必须坚持，南满能够坚持，并以战求存的方针。 12月11日，萧劲光在临江七道江主持南满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坚持南满的斗争方针及军事部署。会议讨论两三天，各抒己见，相持不下，仍议而未决。此时国民党军两个师已向我梅河口、辑安进犯，形势严峻。坚持南满事关大局，斗争艰难，必须统一认识。萧劲光请陈云到会决断。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风雪赶到七道江，先同与会者个别交换意见，直到深夜。
位于黑龙江省宾县的中共北满分局旧址 此前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陈云已心有定数，自信在胸，12月14日在会上“三槌定音”。第一槌敲定，坚持南满。第二槌敲定，坚守南满的作战方案。第三槌敲定，深入敌后的兵力和补给。陈云对坚持南满利弊得失的透彻分析，对南满作战方案的断然决定和完善，对部队补给和兵力部署的周密考虑，使南满军区领导层心服口服，统一了认识，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陈云坚持南满的决断，强而有力地统一全军指战员意志的能力，对挽救南满危局有着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全军指战员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经过“四保临江”、夏季攻势战役和北满部队“三下江南”战役的配合，打垮了猖狂进攻南满的敌人。历史证明，坚持南满，是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棋局中的关键一招，为赢得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满战事稍平稳后，陈云着力抓了两件事情。一是指导南满党的建设，二是领导南满土地改革。这两件大事，进一步促进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南满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 9 4 7 年8月，陈云（前排右二）在通化同南满分局、辽东军区领导人合影 出任东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946年6月，东北局会议确定，由陈云分管财政、经济与后勤工作。东北局具体分工后，陈云有了新的领导平台，除参与东北解放战争全局谋略外，将主要精力投入领导东北财经工作和党政军全方位的后勤供给，为东北财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从物质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了准备和贡献。1946年8月，陈云出任东北财经办事处主任；10月出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后，仍负责东北财办事务。这一时期是东北解放战争由困境到打开发展局面最艰难的时期。陈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局面，基本保障了军需和民用。 1.畅通内外贸易。突出举措是解除粮禁，让粮食自由流动，畅通内外贸易。陈云高度重视吉林地区与朝鲜的贸易往来。1946年11月，在肩负重任、急赴南满、途经图们、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陈云布置东财办，每月发运2500吨粮食给北朝鲜等事宜；就设立图们办事处的性质与任务请示东北局；赶赴平壤，会见金日成。陈云通过贸易巩固、加强与朝鲜的联系，是很有远见的部署。这一招既利于坚持南满斗争，也利于整个东北解放区财经实力和后勤力量的加强。 2.早筹财政金融良策。东北各省发行的地方钞票有两亿元。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扩大，货币如果不统一，对东北解放区的财经稳定和发展不利。陈云未雨绸缪，1946年9月，提出用煤或东北票逐步收回地方票，以实现东北地区的货币统一。1947年3月南满局势稳定后，陈云根据南满辽东票和北满东北票（亦称流通券）的流通情况，在南满提出停发停印辽东票，辽东全部开支“均由东北财办处统筹统支”的要求。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取得胜利，东北解放区扩大了16万平方公里，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在此基础上，陈云及时提出，不仅辽东，全东北都要统筹统支，并电令东财办作好准备。陈云将财政金融政策与东北解放区扩大同步谋划，甚至早谋，且善谋，对巩固军事斗争成果，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均产生重要作用。 3.高度重视生产自救和春耕生产。1947年春，南满战事稳定后，在陈云领导下，南满分局采取了部队及机关生产自给，积极帮助农民春耕生产，正确引导土改及战勤，不妨碍或少妨碍春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南满实现了以发展生产充实财政、供应自给的目的。 主政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 1948年1月5日，陈云从临江回到哈尔滨。5月31日，东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负责。6月，陈云开始主政东财委工作，集中精力解决东北解放区面临的较为突出的三大社会经济问题。 1.妥善处理新接收企业中职员与工人的矛盾。这是当时东北社会经济恢复与稳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48年1月，陈云初到哈尔滨，尚在病休期间，鹤岗煤矿发生打击职员“左”的错误。2月底东北局召开东北职工工作会议，陈云抱病出席并讲话，初步阐述了接收敌伪企业后，如何正确处理工人与把头、职员之间的矛盾问题。陈云主政东财委后，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8月1日，为东北局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对如何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全面精辟地提出指导性意见。陈云将接收企业中的职员分为五种情况，相应提出不同的对策；指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后，工人与职员之间矛盾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应是“流血斗争”，而应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旧的管理人员有思想和作风上的毛病，但其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需要，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同时必须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人民企业内必须建立新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培养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生产和业务。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这份《决定》，对东北解放区敌伪企业的接收和管理，有着重要指导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敌伪企业的接收成为全局性问题，《决定》中提出的政策思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陈云起草的这份《决定》，对全国解放区敌伪企业的接收与管理产生广泛影响。
1 9 4 8 年8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由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2.稳定物价。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部队人数增加，军费扩大，货币发行量随之增加。1947年南、北满粮食歉收，求过于供；公家存粮有限，调剂能力弱，又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调剂力量，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造成东北物价波动。陈云为稳定市场，一方面控制粮食、布、盐等主要物资，以增强公家对市场供需的调剂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开粮禁。1948年7月10日，由东财委发布命令：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皆得自由流通，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铁路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此令发出后，缺粮和余粮区的粮食自然形成比较合理的价格。政府注意控制主要物资，以贮备力量调剂市场；民间解除粮禁，以市场机制促成合理价格形成。两项措施共同发力，抑制住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搅乱市场的乱象。 3.为东北解放区财经统一管理奠定基础。东北解放战争头两年，党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财经管理经验明显不足。1948年8月，陈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此后，陈云着力从三个方面探索财经管理途径，初步奠定东北解放区财经统一的基础。 一是加强生产的计划性。东北解放区计划工作的基础，是陈云领导东财委建立的。陈云主政东财委后即提出，经济部门要有计划局，每个业务部门要设立计划机构。1949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中，把“加强工业的计划性”，提到解放区工作中的“第一位”；要求“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东北局相应决定，1948年必须制订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1949年及1950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为实现这个目标，9月1日，陈云起草同李富春联名给东北各省、市、县负责人的信，对调查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生产情况作出统一部署。
1 9 4 8 年8月，陈云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作报告 二是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与上海不同，公营企业比较集中，到1948年大的企业均被我方接管。从东北经济结构的特点出发，陈云多次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公营企业搞好；总的“司令机关”财经委员会，要聘请专家做顾问，以便统一调度、集中合理使用机器和技术人员。陈云较为系统地提出改善国营、公营经营管理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贯彻企业化管理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工人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评定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反对平均主义；要提倡国营和公营企业中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但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锦标主义的倾向。这些要求成为东北解放区国营、公营企业管理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是在财政金融方面作出统一部署。1948年东北局财政开支中，军费占66%至70%，经济、文化建设只占10%。8月，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要把经济、文化投资摆在重要位置，看得长远，打大算盘。并提出投资要排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合作经济，再次是私营经济。在金融方面，陈云领导东财委，努力促进东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同时在收复区对蒋伪票采取统一排斥政策，将其向蒋管区挤，以促蒋管区金融物价更加波动，并减少解放区蒋伪票带来的负担，扩大我方货币市场，以益于市场物价稳定。
沈阳解放后，军管会制定的纪律指示 谋略应对辽沈大决战的财经工作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时期。会议要求，必须大量从国民党方面和国统区获取战争所需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以应对大决战带来的财政压力。9月12日，辽沈战役拉开序幕。陈云根据中央及东北局统一部署，9月9日、12日接连召开东财委会议，研究配合辽沈决战的财政、军需和后方生产问题。10月8日、11日，陈云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作报告，阐述了在战略决战态势下，应对东北财政重负的政策措施。 陈云指出，全力保障战略大决战的胜利，是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减少财政开支的“办法不是裁兵，而是减后充前、苦后充前”，也就是“减少后方，充实前方，后方苦一点，前方好一点。再苦几年”。稳定物价不能简单放在经济范围看，因为现在是军事第一，但要避免以往错误，开放粮禁，粮价要统一规定，要掌握一定数量的物资。 陈云分国营与省营工业，提出对东北工业发展与计划性的要求。如东北国营工业中，最大最完整的是铁路，铁路运输必须统一。目前办工业的方针应是：提高轻工业的质量与数量；重点恢复重工业与军工业，中心是军火生产；钢铁、铜、化学工业、汽车零件制造、电器材料等工业项目要搞起来。缺乏计划性是工业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计划要有全局性，上下统一，工农业生产、财政、贸易、运输、金融要配套；完成计划要具备原料和材料、技术、资金、运输四个方面的条件。企业内，不仅要强调发动工人、改造职员，还要强调科学技术。现在工业部门中管理生产的同志，要努力熟悉业务，减少事故，提高质量，避免浪费，降低成本；在工业管理业务和技术上，要学习苏联。我们技术干部的真正来源是现在经过思想改造的产业界旧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全国有几十万；我们还要聘请专家和培养自己的专家，办好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北省营工业约占国营的十分之一，与私营的比重差不多。主要作用是供给财政（菜金、办公、杂支），民需和公需较少；主要任务是保持供给，扩大民需、公需，提高指导管理上的助手作用。省营经济要注意避免盲目性，提高计划性；承认过渡性，力争比较长期性；避免不合理的拆大补小、拆东补西。要注意加强干部教育，关心工人。因为“人的思想不改变，就会浪费机器、原料，如改变就能够合理地使用。人在工业中起决定作用”。 陈云在辽沈决战进行中，给东北局高级干部作的这篇财经工作大报告，透彻分析了东北财经情况，明确了战时财经工作配合军事斗争的方针及政策，同时初步明确东北全境解放后，在财经特别是工业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的要点和思路。按照陈云的筹谋，东财委不仅从容应对了辽沈决战的财政压力，并开始为东北全境解放后的工业建设准备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辽沈决战临近胜利，沈阳接收迫在眉睫。沈阳将是共产党接收的首个特大城市，是工作重心转移的开局，也是社会诸多方面对共产党是否有治理国家能力的关键考量，至关紧要！ 东北局高度重视。10月26日攻克锦州的当晚，东北局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确定了陈云提出的接管方针：先稳下来，一切旧机构、财产、人员、档案原封不动，待情况弄清后，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按系统对口接收。次日东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委派陈云作为东北局全权代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组成以陈云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10月29日，陈云率接管沈阳的干部离开哈尔滨，乘火车南下。在火车上陈云主持召开军管会会议，再次强调：“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的接管工作做好，使城市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可为接管关内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提供经验。接好管好沈阳，对建设东北、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11月2日沈阳解放，陈云率领4000干部进入城市。沈阳接管要解决两大难点。一是怎样接收得快而完整。陈云领导军管会严格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16字方针有条不紊地接收，既防止了乱，又保证了快；11月5日即顺利接管敌方在沈阳的军、政、警、财经、后勤、铁路等系统；完成清查资财，保管档案，职员复工，登记留用，保护工厂，恢复生产等事宜。二是接收后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陈云领导军管会抓了五个关键问题：（1）迅速恢复电力供应。（2）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稳定市场，正常开业。（3）收缴敌警察枪支，留用大多数人，让其徒手为民服务。（4）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安定人心。（5）妥善解决公教职工的工资，保障市民基本生活。另外，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以消除城市安全隐患等。这些措施共同发力，沈阳很快恢复正常秩序，社会安定，生产恢复。 陈云总结了接管沈阳的经验，于11月28日电报东北局，同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总结与建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均圈阅了陈云的电报，并于12月14日以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前委转发，为随后党的大城市顺利接管提供重要借鉴。自1948年接收沈阳后，党陆续接管不少大城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许多接管城市的经验，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显现出接管沈阳的基本经验与方法。 谋划东北全境解放后的财经工作 东北全境解放后，陈云及时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整合思考全东北特别是城市财经工作的推进，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及重点任务。1948年11月23日，陈云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今后总的任务就是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地方的具体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要把工业摆在第一位。同时，补充兵源，制造炮弹。”在陈云领导下，东财委的工作很快步入东北全境解放后的新阶段。为使东北事实上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陈云集中精力抓了三方面工作。 1.促进和加强东北境内与关外财经及外贸的统一管理。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已领导东北铁路、金融等方面基本实现统一管理。东北全境解放后，与关内经济联系增多，任务加重，实现与关内首先是华北财经规制的衔接和统一，是财经工作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1949年1月4日，陈云向中央提出，占领平津后，关外与华北的铁路将通运，铁路管理与调度要统一，以免贻误军运和浪费运力。平津占领前，对此要先作准备。1月19日，陈云等又向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下简称“中财部”）建议，用人民币迅速收回关外的东北票和长城票。两种货币收回后，关内外货币停止兑换，物资交流由两地贸易机关统一办理，直接结算，不经过货币媒介。随后，陈云领导在山海关设立了人民银行与东北银行联合兑换所。接着，他又向中财部建议：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货物流通，一般应相互承认税票，不再征税，但对东北已实行的专卖烟、酒和禁止入口的美制奢侈品，要相互禁止输入；建议禁止猪鬃、马尾、毛皮自由出口，统交商业部外销，内地仍准自由买卖，责成各地公司、商店大量收购其产品，以保证集中出口换回所需物资。3月，东财委发出通知：要求东北各部门出关，赴华北各大私营工厂，如启新、永利、久大、北洋、恒源、华新等采购大批物品时，须经华北贸易总局统一办理。陈云向中财部的积极建议、在东北及时部署的财经统一管理措施，使解放战争在全国迅速推进的同时，财经工作能逐步统一、走向全国，从而对加速解放战争进程，促进收复区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为东北重工业建设的起步创造条件。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全境解放后，陈云即把东北重工业建设问题提上日程，努力为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建设的起步创造条件。陈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谋划聘请苏联专家。1949年1月，陈云主持东财委拟定向苏联聘请各类专家328名的清单，获中央支持，也得到苏方同意。陈云认为，恢复东北重工业，需聘请苏联专家、补充现有设备、增加投资三项条件，其中最迫切的是专家。没有专家，不仅鞍山、本溪难以大复工，“目前究竟缺少哪些机器也开不出清单”，“东北局或财委工业部同志，都全是外行”。另一方面是谋划工作重点和思路。东北重工业盘子很大，恢复与建设头绪多，人力、资金、经验都缺乏。怎么起步？陈云首先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东北局应当从现在起就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加强领导力量。工作从三个方面起步：要拿出必要的工业投资，每月不能少于3000亿至3500亿元；要拿出铁路运输的具体计划；要拼命搞东北没有的原材料，如硫磺、铜圈等。经济计划眼下不可能订得很细，但1949年钢产量大约7万至10万吨，木材产量300万至350万立方米的数字要确定。随后，陈云同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共同敲定建立东北机器制造工业一系列重要事宜。 搞工业，陈云技术上是外行，东财委其他人也没经验，起步极其不易，这是共产党最初领导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陈云之所以能够初步提出和敲定东北工业恢复重点和一些重大事宜，重要原因是，1949年第一季度他先后赴东北各地广泛和深入调查研究了企业状况及发展前景和市场供应、交通运输、职工工资、人民生活等社会经济情况。深入的调查研究，加上多年革命斗争历练出的领导能力，以及积累起来的财经工作经验，使陈云能够集思广益，作出正确判断，在千头万绪、情况复杂、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领着大家趟出一条路子来。 3.指导拟订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东北的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是陈云领导东财委拟订的。这个计划是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开端，十分重要。陈云自主持东财委工作后，就下力研究在东北国营和省营经济中建立计划经济的问题，并向各省作了广泛调查。1949年4月，东财委将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提交东北局；4月22日和5月3日、4日东北局连续开会讨论，陈云就计划着重说明六个问题。一是明确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有较大可靠性。经过努力，克服困难，能够实现。二是争取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0%至70%，不超过100%。三是加强计划经济机构。东北要成立总会计局，作为政府的总账房。四是明确1950年的努力方向是为工业投资寻找来源。五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抓住自己的要害问题。铁路的要害是日装车辆和车辆周转率；工业部门的要害是产量、质量、成本的定额；商业部门的要害是对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的收购和产品的推销；银行的要害是对资金的集中。六是继续试验用九种物价计算物价指数的办法。 这是陈云在东财委工作期间的最后奉献。此前中央已决定，调陈云回中央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待东北局对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讨论后，5月9日，陈云即赶往北平赴任。陈云担任东财委主任不足一年，无负党的重托！在东北历史大变局中，陈云以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财经眼光，抓住了当时社会经济中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使东北经济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中，有条不紊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陈云对东北财经工作的领导实践，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政策高效，有力配合了东北全境解放和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的斗争全局，同时为东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打下基础，也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6年4月——1949年10月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4月28日，是哈尔滨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她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谱写了哈尔滨历史的新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实行军事管制。11月17日，驻哈苏联红军将哈尔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驻哈尔滨机关和部队撤出哈尔滨。经与苏方交涉无果。为顾全大局，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北满分局、松江省工委、松江军区机关和部队于11月23日撤离哈尔滨，转移到宾县。11月29日，东北局发出指示：今后工作的重心仍然是“面向长春路，在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12月28日，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接收大员”率200余人到达哈尔滨，“接收”滨江省和哈尔滨市政权。1946年3月以后国民党政府撕毁东北停战协议，陆续抽调7个军的兵力进入东北，并指使北满各地的国民党特务、土匪袭扰解放区，以利用苏军撤退回国之机，打通中长路，进占长春和哈尔滨，控制北满广大地区。3月9日，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在水道街（今兆麟街）9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中共北满分局积极进行收复哈尔滨的战前准备。1946年4月初，以三五九旅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成立攻占哈尔滨临时指挥部，由李天佑、刘转连任正副指挥，三五九旅和松江部队1.2万多人陆续进入哈尔滨市郊；从北安调部队1500人作预备队，在江北松浦集结。4月23日，苏联红军驻哈部队开始撤离。4月28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向市区发起进攻，至早8时，全部占领了哈尔滨市。民主联军进入市区后，受到70万居民的热烈欢迎。5月3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刘成栋为哈尔滨市市长。 哈尔滨的这段革命史记录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为人民解放而付出一切的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境界，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解放和富强的历史发展道路。 65年前的4月28日，哈尔滨这座闻名遐迩且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饱尝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终于迎来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 解放战争中，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哈尔滨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开展了建立新政权、改造旧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土地改革、公开建党等一系列艰苦工作，从而铲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逐渐把哈尔滨建设成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的民主革命的堡垒和东北巩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同时，以“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为号召，以最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线，为夺取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1946年7月，在东北局领导彭真、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哈尔滨市委及时确定了“不论哈市为我长期保持或被国民党占去或成为中立城市，均应作长期打算”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在管理、改造和建设哈尔滨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市委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挑战，知难而进，带领全市人民脚踏实地，艰苦拼搏，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健立了民主政权，恢复了公共设施，发展了生产，解决了民生之必需，改造了社会风尚，壮大了武装力量，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使城市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东北巩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这一切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着较强的执政能力，不仅能砸碎一种旧制度，还能创造并管理好一个崭新的新世界。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军日益壮大，但武器、物质、兵源等尤显不足。此时的哈尔滨，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全市人民在市委提出“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下，迅速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中。军工生产方面，仅1948年就制造六○炮2137门、六○炮弹251536发、信号枪2276支、爆破筒4002支；军需生产方面，在1947、1948两年中，仅完成单棉服就达111万套；补充兵员方面，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送的动人场面。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共有2.3万人参军；从1946年4月至1948年9月，共动员财力40.13亿元东北币。正是因为有了哈尔滨这个巩固可靠的大后方根据地，以及全市人民极高的支前热情和忘我的奉献精神，才使东北战场不断取得节节胜利，有效地缩短了原来估计的全国解放的时间，加速了实现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历史进程。 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不断取得辉煌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此，中央决定从东北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接收并管理从国民党统治中解放的大中城市。市委提出：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既为本市需要培养干部，又要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1948年10月、11月，哈市调出200多名干部，接收解放的长春和沈阳。1949年初，市委组建了814人的南下干部大队。从1948年6月至1949年9月，哈市分多批组织干部参加南下。大部分留在武汉、南昌、九江，有的到了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南京等地。南下干部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同新解放区人民一道，为支援全国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哈尔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6日，东北局召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就东北地区目前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转变情况进行了讨论。确切地说，东北地区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已先行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1948年9月，东北局在哈市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介绍了哈尔滨经济工作的情况。张闻天代表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东北五种经济形式及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的几种办法都概括了哈尔滨市经济发展的经验。陈云参考哈市的办法和经验，写成《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作为典型经验推广到新解放区各地。哈尔滨市正是以其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实践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从解放战争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哈尔滨革命建设实践中一些成功的经验，经过反复实践、认识之后，已上升为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对民族工商业要进行恢复、保护和发展，那么如何具体实施这个方针政策，市委为其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一是通过提供贷款和原料、加工订货、统购代销、出租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企业的潜力进行发展生产；二是通过公私合营、劳资两利以及劳资分红等手段，对私人资本的利润和生产目的进行限制和改造，从而为我党的发展所用。再如，当时哈市提出的“城市工作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等思想，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指导意义。其中，一些内容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的报告》等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文献中出现或占有醒目的地位，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东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的哈尔滨，经过努力，已逐步建设成为民主革命的堡垒、东北巩固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就地理位置来看，哈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远离国民党统治区域，交通极其方便，完全称得上是全国最为安全的大城市。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号召得到热烈响应和赞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分批辗转到达哈尔滨，与受毛泽东等人委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讨论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9年3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议由哈尔滨移至北平，并于6月15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尽管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没有在哈尔滨召开，但并没有降低哈尔滨在新中国诞生之际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新的革命圣地哈尔滨为新中国的诞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其意义极其重大。 哈尔滨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成功的实践经验，为东北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哈尔滨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辉而多彩的一页。 哈尔滨解放区的教育在哈尔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46年4月28日解放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哈尔滨教育完成了对敌伪旧教育的改造，为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并向社会主义教育过度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许多经验，成为后来全国解放的城市和地区的样板，至今也值得学习和借鉴。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彻底摧毁了反动的旧教育制度，开创了人民教育事业。哈尔滨解放区教育大体分为政治教育、社会实践阶段和教育新型正规化三个阶段。 政治教育阶段 1946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会议，会议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把重点放在中学上面”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科学分析教师、学生思想情况的基础上，哈尔滨提出教育战线上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团结、改选知识分子，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转变他们的盲目正统观念，跟共产党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解放战争服务。 抗战胜利后，地下党组织便在青年中组织了“音乐促进会”、“青年自学会”和“青年文艺工作团”，以读书和文娱活动的形式教育和团结了一些青年学生。蒋南翔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时还组织学生工作组，这些人都成为我市学生中最早的地下党员和争取团结进步学生的骨干。从此，在学校中开始了政治启蒙教育，使青年学生知道全民抗战的由来发展，了解国共两党对抗战的态度和表现，通过纪念孙中山、“双十节”，组织壁报、演讲，批判蒋介石、拥护民主、反对内战、反对出卖中国的“蒋美协约”教育。通过这些政治教育，使青年学生了解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本质，了解了真正爱国、抗战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毛泽东。有效地清除了青年学生头脑中盲目正统观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怀疑到支持。革命真理的感召使青年学生思想出现可喜的变化，大批青年学生走上进步，向人民革命靠拢。 党在争取青年学生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小学教师的政治教育、思想改造。从1946年7月到1948年3月，在举办的4次教师讲习所里，通过学习“土改政策”、“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讨论“苏美问题”、“国共问题”，开展“三忆三查”等活动，成功地清除了在小学教师中存在的盲目正统观念，引导小学教师走上革命的道路。 社会实践阶段 土地改革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对基本解决盲目正统观念但尚未体验工农大众疾苦的青年学生，补上土地改革这一课，打牢青年学生政治思想基础十分必要。1946年冬，党组织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侧重解决青年学生对土地改革的认识。通过报告、忆苦、讨论，让学生了解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反动性，了解广大贫雇农遭受层层盘剥的痛苦，认识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认识中国封建制度是造成国家和民族衰亡的根本原因。使青年学生尊重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人民，萌发了愿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在阶级立场这个大问题上有了转变。接着，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冬到1948年春，3次组织土改工作队和下乡工作团，到香坊区大嘎哈、松浦区、顾乡区等地参加土地改革。总计1800多名青年学生队员与贫苦农民吃住在一起，帮助农民挑水、砍柴，发动贫雇农起来翻身闹革命。彭真同志曾亲自看望过这些参加土改的队员。 在组织土改工作队下乡的同时，还组织一大批青年学生参加前线服务团、青年建设队和户口调查工作队等社会实践活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增长才干，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干部。从1946年至1948年间，哈市有2.1万多名青年参军，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300多名学生在当时省委书记张平化率领下，跟随解放大军南下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哈尔滨市青年学生，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磨炼，后来大都已成为中央部门和省、市一级党政领导，有的成为专家、教授、学者、工程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教育新型正规化阶段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野战军取得了夏、秋、冬三个攻势的胜利，全国规模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东北解放区土改胜利完成。处在全国即将解放的东北解放区，工作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生产建设、支援战争”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党提出教育工作要有长远打算，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加强文化课，重视科学知识。 1948年8月12日，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明确提出，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今后教育事业必须向新型正规化发展。为了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全市中、小学以东北行政统编教材为主进行教学。对课程设置、教学时数，参加社会活动时间和节假日安排都做了有利于学科学、学文化的明确规定。市里统一组织中学各科研究会，各中学成立了教研组，学生管理教育也由过去的辅导员制改为“级任制”。学校根据市教育局《条例》制定了校规、教师公德、办公制度等等，改革了面临新型正规教育所必须的一切旧制度。在小学教育方面，为了便于加强对小学的领导，改变了领导体制，决定小学归区领导。这是哈市第一次小学隶属关系交区领导。这个时期反映和推动正规化教育的《儿童之友》、《教育通讯》、《教师与学生》、《教学研究》等教育刊物相继出版。哈尔滨市中、小学教育事业为实现新型正规化搞得热火朝天，出现一派兴旺景象。 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哈尔滨开创人民教育事业提供了机遇。1949年哈市小学发展到93所，学生64624人，是解放初期的三倍。中学发展到9所，学生增到6181人，教职工495人，与解放初期比较都有了很大发展，教育经费的比例在哈尔滨历史上也是最高，仅1949年度教育经费就占政府总开支的37.4%。当时，我们一面支援战争，一面发展教育，在战争的条件下发展，又在发展中加强教育设施建设，加速了哈尔滨教育新型正规化的进程。 取缔妓院 解放妓女 哈尔滨解放后，市政府于1947年10月进行妓女登记，共登记942人。为便于管理和教育，为日后取缔妓院创造有利条件，市政府把已登记的妓女暂时安置在艳春里、长春里、富春里等处。1948年1月18日，哈尔滨成立了妓女自救会，由区民运工作队、公安分局派人担任领导，制定了妓女学习教育、自救基金提取等规章制度，筹建工厂、医院。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经市委批准，由市公安、民政部门与东北金矿局商妥，将40岁以下没有重大吸毒嗜好、严重梅毒病症；没有直系亲属、没有原配丈夫的妓女遣送外地参加生产劳动，并自愿同当地人结婚。经周密准备部署，于4月21日晚8时，在由市公安总局局长黄华青指挥下，强制将718名妓女送往佳木斯地区兴山金矿、牡丹江地区八面通金矿，另有215名老弱病者分别送往教养院或遣送回乡。到1949年秋，在矿山和留在哈尔滨市的妓女，在市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帮助教育下，大多数组成了家庭，变成了自食其力的良家妇女，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至此，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令人棘手的娼妓问题，最先在哈尔滨这个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得到很好的解决。 禁烟戒毒 1950年8月1日，市委、市政府指示组成哈市禁毒指挥部，在全市开展禁毒运动；市公安局设立禁毒办公室。市公安局采取三项措施在全市戒烟禁毒：一是严厉打击制造、贩运、贩卖鸦片的贩毒分子控制毒品来源；二是取缔鸦片烟馆，没收烟具、缩小吸毒场所；三是教育一般吸毒者戒烟戒毒，对流浪街头的大烟鬼、吗啡客收容治疗、改造。本着严加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市公安局组织三次统一行动。共逮捕毒犯741名：哈市的毒贩“四大王”、“四大家”全部落网。 辽沈战役是国共双方在军事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较量，双方参战兵力达120多万人。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我军破袭北宁路开始，至11月2日沈阳解放止，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从此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原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我军首次超过了对方，同时有了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支援部队夺取胜利，东北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大战前的认真准备辽沈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战役，几十万大军云集辽沈前线，没有充足的后勤供应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为此，中央军委在1948年5月至9月间，多次电令、、刘亚楼并东北局，在加紧进行南下作战的军事、政治准备的同时，认真做好粮食、物资和支前民力等项准备工作。 东北局在《关于动员与领导人民备战中几项任务的指示》中指出：“东北大规模歼灭敌人的战争已经开始东北局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坚决地动员与领导东北人民，支援此次伟大的战役，以便减轻主力(部队)一切不必要的负担，造成主力更加集中攻歼敌人的有利条件。“接到东北局的指示后，各省、市、县立即行动起来，以县、区、村为单位，组织民工队、担架队、大车队，并在接敌区普遍设立兵站，以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和及时安置伤T。地处战区的吉林、辽北、辽宁、热河等省均成立了支前委员会，负责本省的支前组织指挥，动员人力、物力，筹划粮草调拨、运输，对作战部队的慰问等工作。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配合野战军后勤进行战役物资集运，在前线地区开设6个供应站、25个供应分站，迅速集中4000万斤粮食和大量军需物资。铁路职工、邮电职工也行动起来，加紧修复通往前线的铁路、公路、桥梁和通讯线路；民兵武装也迅速行动起来，配合主力部队围困敌军、执行战勤任务。成千上万的青年加入二线兵团，随时补充主力部队。整个东北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动员起来，随时准备参加决战。负伤官兵就是我们的亲人辽沈战役激烈程度空前，敌我双方伤亡均非常大。为了能够让伤员得到及时的救治，处于交战区主战场的辽 宁省西部几个市县早早行动起来。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当地党和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组织作用，由翻身农民组成的担架队员更是像抢救亲人一样拼尽全力抢救受伤官兵。 辽沈战役开始后，我军首先破袭北宁路(现京沈铁路)，锦西县(现葫芦岛市连山区)担架队100副担架600多人，从三角城子(连山区白马石乡三角城村)出发，急行军100多公里赶到绥中荒地，立即投入到抢救伤员的行动中。担架队长杨滨带头到火线上抢救伤员；队员刘世文穿过敌人封锁线，两次背下伤员，裤子被子弹打穿竟全然不知。塔山阻击战开始前，锦西随军担架队接到命令：从绥中立即赶回塔山附近。队员们二话没说，一路小跑，及 时赶到战场，帮助部队抢修工事，整整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在塔山阻击战中，队员们硬是用18副担架抬下21名伤员。一批伤员刚刚送到橥停厂指滞停运站，又马上转运第二批。两天转运了三次，相当于两天负重步行200公里。这个担架队170人，在辽沈战役期间共转运217人。战后王余带领的担架队，被东野四纵单独授予“支前模范连”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发给奖旗一面，担架队员个人发给奖状。 在锦州战场、黑山战场，来自锦州、朝阳、阜新等辽宁其他市县和来自“大后方”吉林、黑龙江省的担架队员们，一起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这些翻身农民用朴素的阶级感情践行了自己后的“初心”，近万副担架让冲锋陷阵的将士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让对手心惊胆寒的运输能力辽沈战役中，我军从黑龙江、吉林、辽宁几个方向云集辽西，几十万大军一下子突然出现，让国民党军大吃 一惊。但是精明的廖耀湘看出，我军存在运输问题，而这也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最担心的问题。困难面前，强大的人民群众展现出惊人的运输能力，为取得战役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锦州战役打响后，急令“西进兵团”从沈阳出发驰援锦州。狡猾的廖耀湘并没有直奔锦州，而是先向西北方向彰武进攻，企图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在补给线将要被切断的关键时刻，一列满载军火的列车(列车编组号 码为3005次)从齐齐哈尔昂昂溪火车站悄悄驶出，由15名党员和一名共青团员组成的英雄车组人员在此前的几列军火列车均被敌人炸毁的情况下，英勇机智，昼伏夜出，在死亡边缘与敌机进行周旋，躲过了一次次轰炸。在列车全体乘务人员、沿途伪装护卫部队、途经车站沿线铁路工人、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四昼夜奋战,3005次列车终于抵达目的地阜新清河门车站，解放军战士仅用40分钟就将32节车厢的军火全部卸完，创造了我军运输史上的奇迹。 廖耀湘“西进兵团”进占彰武、新立屯后，为保证补给线的畅通，当地党和政府立即在辽北的甘卡旗(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组织400头骆驼和许多人力、驮马，帮助部队运送油料、弹药等作战物资，同时动员民工迅速修建了一条250公里长的汽车路，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了对前线的供应，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中央东北局的强有力领导下，东北人民的巨大能量被激发出来，瞬间转化成让对手心惊胆战的运输力。鱼水深情转化成钢铁长城辽沈战役的关键战役，是我军攻取锦州和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而取得这两场战役全胜的关键是两场阻击战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老将军江海(时任东北野战军四纵36团团长)说过，电影《辽沈战役》中老百姓拿着各种东西支援部队的场面绝不是虚构的。仅仅一条东起打渔山西至白台山的交通壕(防坦克壕)，就长达8000多米，还有数以千计的大小工事。而当时小小的塔山村，全部200余名青壮年男子主动拿起铁锹和镐头帮助部队修筑工事，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来帮忙。修筑工事需要木料，村民们伐掉自家的树、摘下自家的门板， 献出炕沿、柜盖战斗激烈时，当地群众一次次穿越封锁线，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村民范同发在给部队带路时被敌人炮弹击中，光荣牺牲；村民周继顺的母亲，在给部队送水送饭时中弹牺牲，如今，老人送水的水桶保存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战斗中，战士的鞋子破损严重，有的战士甚至打着赤脚在战斗。周围几个村子的百姓听说后，连夜帮助战士修鞋、做鞋，这些人有饮马河东岸的庞大娘、王素锦大娘、穆文珍大娘。在黑山阻击战中，黑山人民昼夜奋战，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部队挖成了长达35华里的防御坑道，战斗中当地群众一次次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向阵地上送水、送饭，民工们将伤员及时从阵地上抢救下来、将弹药送上去。在敌我争夺激烈的阵地上，当地干部带领群众为了支援我军战斗，有400多人牺牲在下洼子、白台子、三台子和101高地上。正是他们和解放军战士的鲜血筑成的钢铁长城，让困兽犹斗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在辽西大地上灰飞烟灭。 1946年5月建立人民政权，隶属中共北满分局领导。同年11月18日，改为哈尔滨特别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1949年2月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各特别市一律取消“特别”二字；3月1日哈尔滨特别市改为哈尔滨市。同年4月21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改为松江省辖市。同年10月，哈尔滨市分设9个区。 1953年7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从8月1日起改为中央直辖市。1953年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116．3万人，已经达到特大城市的标准。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哈尔滨市改为省辖市，“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同年8月1日正式改变隶属关系。1956年8月28日，将东、西傅家区合并为道外区，将道里、顾乡2区合并为道里区，将平房区改为城市区。调整后，哈尔滨市分设道里、道外、南岗、太平、香坊、平房6个城市区，朝阳、王岗、松浦3个郊区。 1958年8月25日，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省直辖的肇东、宾县、阿城3县和绥化专区的呼兰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9月27日，将香坊区部分区域划出设置动力之乡区（后改为动力区）；10月22日，将3个郊区合并为滨江区；同年底撤销滨江区，将郊区农村公社分别划归各城市区管辖。至此，哈尔滨市共辖7个区、4个县。1960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将松花江专区的五常、双城、巴彦、木兰、通河5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将哈尔滨市领导的肇东县划归松花江专区，使市属县达到8个。 1963年3月8日，恢复滨江区，将郊区各公社划归滨江区管辖。1965年6月14日，国务院批准，将哈尔滨市领导的8个县划归新设立的松花江专区。 1972年8月，撤销滨江区，原滨江区所属郊区各公社仍划归各城市区管辖。 1983年9月3日，国务院批准，将松花江地区的阿城、呼兰2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 1985年10月5日，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市计划单列，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1991年2月1日，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和松花江地区所属依兰、宾县、方正3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至此，哈尔滨市共辖道里、道外、南岗、太平、香坊、动力、平房7个市辖区和呼兰、宾县、方正、依兰4个县，代管阿城市。 1992年末，哈尔滨市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中游，是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黑龙江省省会。北邻呼兰县，东接阿城市，南界双城市，西与肇东市毗连。全市总面积1675平方千米。总人口285.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46.8万人；满、朝鲜、回、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口约占5.5%。市政府驻地道里区。 松花江地区。 1958年8月16日，撤销绥化专区，设立松花江专区，管辖原由省直辖的伊春市，五常、双城、肇州、肇源4县和原绥化专区所属的绥化、望奎、兰西、绥棱、海伦、庆安、巴彦、木兰、通河9县，共1市、13县。专员公署驻哈尔滨市。 1960年5月，将哈尔滨市所属的肇东县和原嫩江专区所属的明水、青冈2县划归松花江专区管辖；将松花江专区所属的五常、双城、巴彦、木兰、通河5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安达市由松花江专区代管。同年12月底，全专区共辖2市、11县。 1962年10月，恢复铁力县，由松花江专区管辖。 1964年1月，将伊春市改由省直辖。 1965年3月，恢复安达县，由松花江专区管辖。同年5月15日，松花江专员公署迁驻绥化县；6月14日，更名为绥化专区，同时设立新的松花江专区，管辖原由哈尔滨市领导的呼兰、阿城、宾县、五常、双城、巴彦、木兰、通河8县，专员公署驻哈尔滨市。同年12月，安达市改由省直辖。 1967年3月，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松花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松花江专员公署正式撤销，松花江专区遂改为松花江地区。地区革委会驻哈尔滨市，管辖8县。 1969年1月，地区革委会移驻阿城县。 1970年4月，将牡丹江地区所属的尚志、延寿、方正3县划归松花江地区管辖。 1972年9月，松花江地区革委会迁回哈尔滨市内。 1979年5月，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将松花江地区革委会改为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由实变虚”，为省政府的派出机关。行政公署驻哈尔滨市，管辖11县。 1983年9月，将呼兰、阿城2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 1988年9月，尚志、双城2县撤县设市。 1991年2月，将宾县、方正2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同年4月1日正式变更隶属关系）。是时，松花江地区共辖双城、尚志2市和五常、延寿、巴彦、木兰、通河5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