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945年伪满洲国时期。发表时间：2022-07-30 09:16 事件：23件（包含战役与重要事件） 一、虎头山之战二、黑山头下夹击日本兵三、火烧满家店伪警察分所四、智缴元宝河伪警察分所五、堵劫日寇弹药车六、木炮轰宾州七、肖田地战役八、老钱柜战役九、八女投江十、奇袭讷河城十一、夜袭克山城十二、霍龙门大捷十四、西北河战斗十五、三岔河突围战十六、黑龙江战役其他事件苏联与中国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两次伯力会议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密林中的抗联政治军事学校中共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召开及抗联第二路军的组成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受到中国民众夹道欢迎1932年——1945年伪满洲国时期主要战役 1936年初，和风拂面，漫长而寒冷的北满冬季悄然离去，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遭受日寇严重破坏的珠河道南、道北游击区迎来了反"讨伐”后的第二个春天。三军司令部和珠河中心县委决定，在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原二团的基础上恢复二团建制，发展珠、宾、方、延老游击区的反日斗争。 原二团50余人于1935年11月15日,在珠河五区春秋岭活动时，遭日军横山部队和乌吉密伪军等300余人的包围，激战6小时，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击毙日伪军3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被击散。战斗中，牺牲10余名同志，团长王惠桐受伤被俘，后遭杀害。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在突围时腿部受伤，冲出重围。一周后，在侯林乡养伤时，被汉奸告密又被敌包围，后身陷囹圄，壮烈牺牲。二团余部随三团一起在铁道南活动。二团这次重新整顿，补充了铁道南、铁道北遭受日寇袭击的游击区的青年游击队员、模范队员和年富力强的农民自卫队员。团长关化新兼政治部主任(后团长吴兴才、政治部主任关化新)、新建二团仍活动于珠、宾、方、延老游击区之间，坚持与敌人斗争。联合道北义勇军、山林队等多次击退延寿伪军的进攻，并扩充了人员。后辗转到宾县活动，部队由几十人发展到100余人。 1936年夏， 日寇继续推行其"归屯并户”的灭绝人性的“三光” (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宾县二区、三区、七区、八区等老游击区也遭受严重破坏。关化新带领部队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到敌后力量比较薄弱的五区(枷板站)猴石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为便于隐藏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猴石、李家屯一带活动。 8月下旬的一天，师部( 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三军、二团改编为二师)干部孙太义(后任过二师团政治部主任)接待了在宾县中学读书时同学李景岫(即李延新)来访，李景岫在中学读书时是孙太义的同窗好友。他中学毕业后回到五区首德乡小学教书。深知土匪吉奉盘踞首德乡一带鱼肉乡里的种种罪恶，掠夺民财，奸淫妇女，绑票抓人，捐款征粮，无恶不作，民不聊生，群众想抗联，盼抗联，要求抗联去那里开辟“红地盘”。 师部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一致感到目前宾县的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第一，日寇“讨伐”主力已被我军引向江北，江南相对缓和些。第二，经整顿、补充，我师战斗力大有加强。第三，虽进入秋季，仍有青纱帐作掩护。第四，群众有要求、有基础，有必要扩大一下“红地盘”。为了帮助群众解脱痛苦，争取群众抗日，决定全师开赴首德乡开辟“红地盘”。 1936年8月26日，二师化零为整，师长关化新率领二师200余人来到枷板站东8华里的首德乡，分别驻虎头山下的李万斛屯(今新甸镇新安村利民屯)、郭连玉屯(今新甸镇前进村长发屯)、刘殿奎屯(今宾安镇太阳村福生屯)和孟家屯(今宾安镇太阳村合发屯)。师部设在李万斛屯。部队一到这里，群众家家户户热情迎接战士到自己家住，战士放下背包就给群众挑水、劈柴，唠家常，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钱的富户淘米、压面、杀猪，招待抗联战士，亲如一家人。土匪吉奉闻风丧胆，早就逃之夭夭了。谁知，抗联到来的消息却被首德乡自卫队长周列夫偷偷地秘告了枷板站警察署，并转报县。 下午，关化新召开了包括乡绅在内的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团结抗日的重大意义。正在这时，枷板站通讯兵向镇长袁星三报告说: “方才裕生堂的掌柜的刘馨久从县里回来说， 日本守备队和伪治安队要来打抗日联军，在三岔河驻防的鬼子兵也要来。”袁星三说: “关师长，这个消息很可靠，我想师长还是把队伍带过枷板河到虎头山一带比较安全，那里山高林密，能攻能守。”其他人也这样劝说关师长。关化新说: “谢谢大家的关心。赵司令常说，日本子是我们打怕的，不是哄怕的。日本子越讨伐，我们游击区越扩大。不久前，赵司令东下又打出一个汤原游击区。他们送上门来，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会议暂停，做好战斗准备。”于是，当即结束群众大会，加岗设防，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关师长说:“有可靠消息，日本讨伐队和伪治安队要来打我们。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打好这一仗。”他下令把老、幼、妇、弱送走，并确定几个自愿参战的青年农民参战，做好了战斗部署。 下午两点钟左右，发现伪治安队200多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司令部驻地李万斛屯包围过来。在距离200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往屯子里胡乱地打了一阵子枪，用掷弹筒发射了7发炮弹。屯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反应，敌人调头退回去了。相继，日本 讨伐"队也赶到了，他们沿着官道直奔虎头山下的刘殿奎屯。和伪军的作法一样，在距离约2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先是一个军官在马上用望远镜向屯子里窥视一番，又打了一阵子枪，屯子里有个新参战的青年沉不住气了，就还了一枪。不料，鬼子听到了枪声不但没进攻，反到把队伍撤回到枷板站。 敌人撤退后，关化新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敌情，落实对策。关化新是在战争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干部，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颇有战斗的指挥才能。他说。“今天鬼子和伪军都撒退了，从现象看好像一样，究其本质却大有不同。伪军是因为怕我们才撤走的，他们知道我们从来不随便打枪，正好下台阶，怕吃亏就溜走了。可是，鬼子却不然，他们是因为我们打了枪，报了警，达到了火力侦察的目的，撤回去是欲进则先退，回去想对策，制定战斗方案。他们必然会卷土重来的，进攻的目标是刘殿奎屯。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研究出一个对策，立足打好这一仗。二师不是过去的二团，这次该轮到我们包围他们的时候了，给团长王惠桐、政治部主任赵一曼等报仇。”他沉默了多时，经过深思熟虑，暗暗下定了决心，做了一个必胜的手势，坚定地说: “就这样打”。他看了看二团长刘登举说:“这次战斗的主攻任务是二团，坚守刘殿奎屯阵地。三团埋伏在刘殿查屯周围的南、北、西三面，不和敌人正面接触，待敌人进屯后，暗中把他们包围起来，与二团配合，内外夹击，全歼敌人。一团的任务是在二团的外围，分南、北、西三路，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他又说：“这次战斗是一场激战，我们要机智勇敢，既要蔑视敌人，又要重视敌人，把纸老虎当活老虎打。千方百计打赢这一仗。今晚的口令是:孔明....”为迷惑敌人，指挥部秘密转移到孟家屯，二团战士故意从徐家大院撤出，扬言开往枷板河，实际转移到刘殿奎大院里埋伏起来。战士用土坯把大门囤死，墙里搭上脚手架子，可在墙头上迎击敌人，一切布置就绪，严阵以待。 夜里12点多钟，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埋伏在西大沟的一团战士隐隐看到有四、五十个鬼子，抬着两挺重机枪、五个掷弹筒，还有两个骑马的大官随后，从官道上向东行进。他们把鬼子放过后悄声说: "关师长真是个’孔明 ’，神机妙算。”偷袭进来的鬼子来到刘殿奎屯西部距屯200米的地方停下来，两个骑马的军官商量后，兵分三路向屯子里搜索前进。一路有20来个鬼子，抬着1挺重机枪，从屯子西面靠拢过来，一路有10几个鬼子，也抬着1挺重机枪，绕到屯子东头向屯子摸来，一路绕到屯子北头在官道沟沿上向屯子里蠕动。鬼子们从三团埋伏的阵地旁擦边而过，战士们纹丝没动，没被敌人发现。先摸到徐家大院的鬼子到处都搜索一番，没见到院子里有什么异样，认为抗联部队撤走了，紧张的战斗情绪立刻松懈下来，退到刘殿奎屯大门外，三个小队分别把枪有次序地码成三垛，坐下来休息。 后半夜两点多钟，夜深人静，二团长刘登举按关师长的指令，按时下达战斗命令，埋伏在院墙上的战士同时对准鬼子猛射。倾刻间，鬼子被撂倒许多，有的刚想去拿枪就被击毙了。二团一营长王福亭带领7名骑兵打开日本兵占据的曲守义大院东大门，日本兵就从西门往出窜，结果，又遭到埋伏在西大沟三团战士的堵击。二团二营刘营长带领战士也闯入敌营，击毙两个炮台的守敌。有的鬼子企图反扑，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住二团刘殿奎大院大门。战士张老五从南炮台大墙旁边刨开个窟窿爬出去，接着几个战士都冲到敌人机枪背后，一下消灭10几个日本兵，夺下敌人两挺重机枪、三箱子弹。二团冲出大门与三团配合，两面夹击日寇，夺得敌人占据的最后两个炮台。从后院驱赶来的13名鬼子被逼到墙角，全被消灭。 太阳冒红，打扫战场，在草堆里搜出一个日本兵顾头不顾腚的在那蹶着，被击毙 。一个鬼子军官和一个翻译企图逃跑，被击毙在坯垛后面。战斗结束，关化新考虑到日寇失败后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要调动千军万马，动用飞机、大炮来报复。“兵贵神速”，六时许，抗联整队出发，渡过枷板河，跨越虎头山，向密林深处开去。果然，关师长又是一个神机妙算。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先是飞机在虎头山上空盘旋扫射、轰炸，后是大兵压境，上千名日军从几十辆军车上跳下来，放起大火，烧掉了刘殿奎屯和孟家屯。 虎头山之战，震惊北满。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民族精神，打出了军威。同时，震慑了敌人，揭露了日伪军的“抗联已被消灭”的骗人谎言。人民欢呼胜利，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随着汤原游击区的开辟，小兴安岭山麓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日伪军在江南的主力北上，时局的发展变化，抗联三军也相应地调配了力量。赵尚志命令三师在珠、宾、方、延一带活动，调二师经通河山区到汤旺河谷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6日，其余自卫军得到哈尔滨失陷的消息，遂放弃偷袭日军的原计划，返回宾县、方正，沿途收容一部由哈尔滨退出的散兵，到方正县同李杜会合。 赵尚志选了4名会日语的战士，穿上日本军服装打扮成日本兵模样，拿上从日本鬼子手里夺过来的一架望远镜，沿着一条山路迎了上去。这4个侦察战士信马由缰大摇大摆地上了西山坡。走了200多米也未发现什么情况，便机警地沿着山路又拐过二道小弯，然后站在一个高坡上往西南山那条土路上看，果然从西南山密林处窜过来一伙日本兵，侦察队员们居高临下从树林的缝隙中可清晰地看见大约有20来个鬼子，赶三辆马车，车上装有武器、弹药。发现敌情后，两个战士疾奔而去，向赵尚志报告情况。另外两个战士按首长的命令迎着敌人上了西南山。鬼子先头那辆马车见有人上山，又好象自己人，没介意，后一辆车上的一个鬼子警觉起来，冷冷地问道: “什么人上山? ”两个游击队员打着手势回话说:“自己人。”两个侦察员为了拖延阻击时间，故意用木棒子敲打着树枝，后面的鬼子一个个都瞪着小圆眼珠打量着这两个人，鬼子的心里一时也有点纳闷，我们车来了，怎么就这么巧，遇上了这么两个不明不白的人呢?三辆马车沿着狭窄的小土路缓慢地沿山而下。由于不熟悉路，三辆车东扎一头，西扎一头，扔下鬼子的弹药车不管。再说从西南山回来送情报的那两个侦察员，拐过二道山梁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到赵尚志跟前，行了个军礼后，急忙说: “用不上半小时敌人三辆马车就能从咱们脚下这股道走下来，车上全是枪支、弹药，还有大皮箱子，里边装的啥就不知道了。”赵尚志忙问: “小王他们俩呢?”这两个侦察员说: "估计不会出什么事。”赵尚志见这四个队员分别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又准确地掌握了敌人活动情况，心里特别兴奋，他心想：这个机会太好了，小鬼子又把武器给我们送上门来了，我们正好缺少武器弹药呢。想到这儿当即下达阻击命令。 二十多分钟又过去了，埋伏在南山坡的战士不断地望着眼下的这条大道，有时又望望北山上的战友，埋伏在北山上的战士一会儿瞅瞅南山，一会瞅瞅眼下这条即将打击敌人的有利地形。一阵凉风吹过后，随着西南风传来了咯达咯达的马蹄的响声。又一阵风过后，光秃秃的杨树枝不断抖动着，战士们一个个沉住气，眼睛盯住大道，有的扣紧板机，有的紧握手榴弹。赵尚志、李福林两个指挥员全神贯注侧耳细听着西南方向的动静。又过了十分钟，敌人的三辆马车隐隐约约地在一百米处出现了，一个车上大约有七八个人，三辆马车一个接一个沿着这狭长小路下了山坡。车越来越近，头一辆车上用草绿色凡布盖着一个支架，伸向车外，看得一清二楚。赵尚志对李福林说: “头一车上肯定是重机枪，太好了，一会就让他们的枪变成咱们的。”只见头一个车上的鬼子边吆喝着马，边四处张望，当三辆马车都进入伏击圈时，一个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两面山上的战士用一道道火舌封住了敌人的去路，一片喊杀声震撼山谷，头一个车上的敌人一会功夫全被歼灭，后两辆车鬼子被打的鬼哭狼嚎，想反抗又找不着人，有的扔下武器捂着屁股往山里钻，四处都是手榴弹爆炸声，游击队里一个机枪手架起机枪，向往外逃的敌人扫射。没到四十分钟，押送军火的二十几个鬼子全被消灭了，游击队只有两个人受轻伤。为防再有敌人援兵赶来，赵尚志对李启东说:此地不可久留，一会儿阿城和宾具守敌会闻讯扑来。命令赶车向全孝区快跑，战士们赶着从鬼子手里缴获的三辆马车和大批武器弹药飞快地离开了夹击日军的战场，向东南山奔去，到了游击区驻地时，天快黑了，驻地的战士迎上来，卸下了战利品，往小仓库里一放。赵尚志一看清单大声地说:这个仗打的太漂亮了，这场夹击战，一共缴获敌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三辆马车，挪弹筒一百个，炮弹二百枚，子弹二百箱，军服二百套。这次战役缴获武器弹药是较多的一次，战士们无不称赞赵尚志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4年5月上旬，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队长赵尚志和党代表张寿篯(即李兆麟)率队来到宾县七区(全孝)，研究攻打宾州城的方案，决定扫清宾县城周围一些伪军势力。决定将离县城西三十五里沿哈尔滨和宾县公路沿线上的满家店伪警察分所除掉，以便进一步扩大游击区“红地盘”，为攻打宾州城作准备。 一天下午三时许，张寿篯带领6名战士沿着河套悄悄地摸进了沙山子屯(现居仁吉祥村西南屯)。小分队在河岸柳条道里歇了一会，又进一步观察了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动静。两个侦察战士沿着一条小河沟向北走了二百多米，向满家店方向看了看，正好一股日伪军从满家店伪警察分所出来，向蜚克图方向走去。过了半个小时，两个侦察战士回到张寿篯身边，将侦察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张寿篯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和几个战士说，“这一小股日伪军从满家店警察分所刚走，估计所里不会有多少人啦。趁这风天用火攻极为有利。”几个人看还有时间，就吃几口干粮，又喝点水，准备投入战斗。 阵阵凉风过后，警察分所院内不断传来一阵阵狗叫声，老百姓是家家关门闭户早已进入了梦乡。西南风越刮越大，张寿篯对几个战士说: “我们只有七个人，硬打肯定不行，对这所的情况我们又不熟悉。硬打对我们不利。”几个战士陷入了沉思，都在琢磨如何攻下这个所。张寿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警察分所的地理位置，对几名战士说: “正好用火攻，你们看，这个所和老百姓居住地相距有一里地左右，又正好在这个屯子东头，今晚正好刮的西南风。等逼近这个所后，五个人准备用枪打往外跑的敌人，两个侦察战士放火，点着火，敌人肯定顶着火往西跑，东侧不用管，咱们都隐蔽在屯子西南角，跑出来一个歼灭一个。”战士们都异口同声赞扬党代表的正确部署，随后七个人分两路很快逼近了满家店，隐藏在一个土壕里。两个侦察战士先摸进所附近见没有任何动静，这时，张寿篯下达了命令，两个战士用火柴点燃了带油的纸张，跳进了院墙，点了房子。顿时火燃升腾起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院套成了一片火海。埋伏在所西南墙脚的战士见从火里钻出两个家伙，一人歼灭一个。不一会，又有二个家伙鬼哭狼嚎地顶风向西跑，也被战士干掉，屋里还烧死一个，一个警察所就这样报销了。 1936年盛夏，离宾州城50里之遥的东南山林地带闷热极了。大地上像下了火似的。密林深处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么难受。 抗联三军二师团政治部主任孙太义率领三十余人来到了七区全孝一带密林深处。按预定方案，孙太义与同乡元宝河伪警察所韩子相直接联系，决定于8月13日晚，当韩值班时，袭击元宝河伪警察所。13日夜晚，孙太义给元宝河的伪警察外所的白凤岐打了个电话，孙太义说: “请你来一趟，有事要相商”。白所长回答说: “是，我马上去。” 月亮从东南山顶欢快地爬了上来，又清又亮，很快地升上了天空，一大片白杨树的枝叶仿佛像一面有破口的黑幕，遮遮挡挡。晚归鸟儿们困倦而不耐烦地唧唧叫着。蛐蛐在田野、村庄、山坡等多处又唱起了没完没了的曲子。 战士们静静地围在一个十分僻静的山坳里，机整地等待着白所长的到来。白所长接到电话后，心都快凉半截啦。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深更半夜是谁找我呀，是地方官员，还是那伙游击队呢?他提心吊胆地沿着漆黑的山间羊肠小路向北山慢慢地走过来，穿山风不时地刮过，卷起败叶又扬向天空，然后又落到小溪边。他忐忑不安地回头张望着，总觉得后面好象有人跟踪似的。当他刚拐过一道小山梁，一只惊起的山鸡怪叫着展翅飞向了远方。这可把他吓得六神无主了，月光下他那张老脸显得更长了。没等他走近七区最东面的一个村子那一片树林时，只听“举起手来！”他那吓破了胆的心尚未平静时就束手就擒了。孙太义高声喝道: “姓白的，你是要命，还要你那个所?”他发出颤抖的声音咧着个大嘴、斜着个三角眼急忙回答说: “长官，我要命。””你既然要命快把今晚的口令告诉我们。”他说: “杀、敌。”兵贵神速，孙太义一挥手，战士们便押着白凤岐直奔伪警察分所。夜深了，山里稍有凉意，远山近林死一般宁静，战士们刚走近三十米处，一个哨兵尖厉地怪声喝道: “口令！"孙太义用枪托捅了一下白所长，他便对他部下的警察骂道:"他妈的，连我都不认识了。”那哨兵一听是他的顶头上司忙躬身施礼说: “是、是! ”一个战士上前一步把这个家伙的嘴堵住了。孙太义的同乡韩子相按预定时间悄悄打开后门的锁，又打开了前角门的锁，手端一支大枪假装巡逻。刹时三十多名战士如神兵天降包围了警察分所， “缴枪不杀"喊杀声划破了夜空。屋子里的六个警察在梦中被惊醒，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西南角有个家伙刚要伸手去摸枪，被两名战士看见了，当场把那家伙击毙了，其余五个乖乖地举起了手，然后被战士们一个个捆绑起来了。 正当战士们缴获敌人枪支弹药时，突然挂在西墙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孙太义一手端着手枪，一手去接电话，他乐哈哈地拿起电话筒说: "我是元宝河分所，你是那里?"对方毫无介意地回答说: "我是县署，白所长你听着，有紧急情况，近来反日游击队去向不明，你们的人要严加警戒，一旦有情况要马上汇报县署，不得有误。”孙太义接着说: “情况是有的。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反日游击队，白所长他们几个人全都被我们处决了，就是你们县署也没几天日子过了。”对方用嘶哑的声音同道：“什么，什么？"孙太义摔下电话筒，把电话匣子揪下来摔个稀碎。随后命令战士转移。孙太义握着韩子相的手说：“你今天立了大功，部队十分感谢你。”游击队缴获了14支大枪、4支短枪。小分队三十几个人高兴地带着武器和部分弹药，星夜直奔西南山的深山老林。当县警察署大队人马向元宝河分所扑来时，连游击队的人影都没见到，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宾县城。 9月的北方山区也怪诱人的，老百姓所说的五花山，一年一度地呈现在山区人们的眼前。高丽帽子山以它独有的俊秀挺立群峰之巅，山上时而白云萦绕，时而云雾腾飞。山脚簇拥一片又一片墨绿、淡黄、桔褐色的林木。生活在这一带的庄稼人不仅没心思去看这大自然的美景，还不时地发出叹息声。那是1936年的深秋。日本侵略军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烧、杀、抢、劫，无恶不做。闹得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不得安宁。 正当人们渴望得到解放的时刻，东北抗联三军队伍来到了宾县，驻扎在七区一带丛山密林中，与宾县地下党密切配合，不断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有一天中午，侦察骑兵队的战士回到抗联二师指挥部报告说: “明天有一批鬼子的弹药车从摆渡河向高丽帽子押运武器弹药。”师长关化新得知这个重要情报后，他沉思了片刻，心想，这可是个打击敌人的极好机会，鬼子把武器送上门来了，这批武器得好好接收过来。他立即命令二团、三团全体官兵连夜行军到高丽帽子东山，行程约一百四十里。命令下达后，他亲自带队，骑上马带着木壳匣枪，精神抖擞带着大队人马，沿着山区的崎岖小路向东部山区进发了。 马队在前，大部队在后，由一百二十多人组成的部队迎着太阳的余辉由七区驻地悄悄地出发了。西南风吹着草木啧啧作响，成熟的庄稼在秋风中瑟瑟地摇动，马队沿着十分熟悉的山路飞快地奔驰，穿过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岭又岭。首长趁着月光看了一下地图，然后告诉先头部队速度放慢一点。马队卷着烟尘越过大南山又下了一个大岭才放慢了步伐。大部队按时、马队提前四十分钟到达了埋伏地段。 天刚朦朦亮，战士们在山林两侧树林中休息了，他们边欣赏着公路两侧的山林景色，边准备好了武器弹药。有的用袖头擦枪口，有的把子弹推上枪膛。马队的勇士们在山沟的清澈小溪边饮战马。看来一场激战一触即发。 关化新看了一眼怀表，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了。他将几棵树叶较密的小榆树枝往一块拢一下，然后又扒开一个小缝，凝神地望着那向东西延伸的大道，又四下看看战士。埋伏在大路两侧树林中的战士们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由东向西有好几处拐弯而又狭窄的土路。突然，从东山坡上驶来两辆日本鬼子的汽车，车沿着那狭窄的大路缓慢地开过来，战士们一见真的来了两辆车甭提多高兴了，师长怎么还不下达作战命令呢?战士们急切地等待着关师长下达劫车的命令。快十二点了，战士们在树林里吃上几口干粮，又喝上几口水，不错眼珠地盯着首长临战指挥的方向。关化新和二团长悄悄地说: “注意往东看，下来两辆车肯定是指挥探路车，军火车肯定在后面。”团长说: “对对，也过不了一、二个小时，军火车会给我们送到手的。”二团团长暗暗敬畏这位久经杀场的关化新师长的军事指挥才能。一个小时过去了，战士们也吃饱了肚子，由东边传来了汽车鸣鸣地响声，声音越来越近，大约有二十多个鬼子押着装满了武器弹药的两辆汽车沿山坡而下，拐过一个弯，车的速度慢下来了，也正好进了游击队伏击圈。战士们一见侵略军都瞪红了眼睛，指挥令一下，两侧山林中的机枪横扫敌人，滚木横七竖八挡住了这两辆车。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冲向鬼子，只见鬼子一个个仰面朝天从汽车上掉下来。两个司机被击毙后，战士们将敌人死尸扔出车外，活着的敌人举手投降，有的往车里钻，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跑，都遭到游击队猛烈射击。敌人来回乱窜，两面受夹击，大部分敌人被击毙在车的一左一右了。关化新命令全体官兵马上打扫战场，以防敌人增援部队。战士们飞快地上了车，会开汽车的两个战士乐得合不拢嘴。车拐过一道山梁飞速向游击区开过去。 金黄色的阳光自西南的树林中透射过来，和煦的风迎面吹拂。驾车的两名战士熟练地驾驶着劫获的汽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到了驻地。回到宿营地后，关化新师长微微一笑说: "清点战利品吧，二十分钟后，一个战士拿过一个清单交给了他。他手拿清单郑重地宣读这次伏击战共缴获日军2辆军车，长短枪54支，子弹30箱，军用物资22件"最后他说: “这个战役打得十分漂亮，这是全体官兵勇敢杀敌的结果，再一个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利用了这个有利地形，打得敌人无处可逃。今天，全体官兵表现得十分英勇，我们要继续发扬勇敢作战的精神，坚决消灭所有日军，一直到最后胜利。这次堵劫日寇弹药车的阻击战的胜利，对珠河、阿城、宾县、延寿一带抗日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壮大了东北抗联三军的武装力量 1934年5月9日，赵尚志率部队将宾州城(宾县)团团围住。赵尚志命令战士用火力压制住城墙上的敌人之后，指挥战士用南城门前的一棵千年古树做炮身，把炮筒牢牢绑在大树上，炮口瞄准了城门。随着木炮震天之响，南城门旁的炮楼被打中，坯瓦七零八落。又一声炮响，城墙被轰破一角，战士们从缺口冲入城内。此战日军死伤七八十人，而我军只以较小的伤亡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之后，他们继续用自制的木炮在松花江南岸方正县草皮沟成功击沉一艘日军货轮，截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过程 攻打宾县县城宾州镇和随后不久进行的三岔河之战是赵尚志指挥反日联合军进行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战斗。 在五区小街召开反日联合军会议结束后，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队长、反日联合军总司令赵尚志率领反日游击队(130名)和"黄炮"、"铁军"、"朱万金"等义勇军共1500余人，拉起长达10余里的队伍，浩浩荡荡杀向宾县县城--宾州镇。 宾州是哈东重镇，距哈尔滨仅60公里。这里是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设置的重要据点之一。赵尚志在孙朝阳部队时曾率队打进过一次。之后，敌人加固了城防设施。该城周围设有炮楼、暗堡等工事。在各炮台之外，皆设卡为营，城壕上边，设有电网，城防设施十分坚固。 1934年2月间，珠河游击队曾攻打宾州未果。为吸取教训，赵尚志和李兆麟发扬军事民主，组织战士广泛讨论失败原因和攻城战法，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重武器，打不开缺口，有的战士提出制造大炮轰城的建议，经过仔细研究，赵尚志和李兆麟决定采纳这个建议。 会后，李启东马上实施造炮计划。他找来几位能工巧匠，开始了火炮的研制。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造出了一门木制的大炮。这门大炮是由一根长7尺、内口直径半尺多、管壁厚2分多的铁管，外用湿柳木包上，用5道铁箍紧紧箍住，再用粗铁线一道道缠好，在炮根部钻上一个小孔，做发射的引信和安药捻的地方。然后又用大木头作了一个炮架，放在车上，外面用红布一蒙，老远看去，真分不清是铁的还是木头的。这门木炮可装十几斤火药和三四十斤碎铁等物。经试验证明，木炮确实有很大威力。李兆麟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指出:"在战斗打响之后，同志们就向敌人喊话，说我们是带炮来的，你们不投降，就用炮轰"。要从精神上对敌人产生震撼作用。 5月初(1934年)，因一部分义勇军至宾县新开道活动，敌人已作防守准备。7日，义勇军部队进至对店屯，宾县伪警务局长沈溺濂遂将在外巡剿的警团大队全部调回，增加了城防力量。 反日联合军进攻之前，赵尚志打电话给宾县伪县长李春魁，令其向反日联合军投降，迎接反日部队进城，但争取无效。于是决定武力解决。宾县伪县长对反日联合军将要来攻，惊恐异常，即派木谷吉弥参事官亲赴哈尔滨向日伪当局求援，同时饬令警务局长沈濂濂严加布防。 5月9日上午10时许，赵尚志率抗日游击队先行来到距县城不远的杨家烧锅驻地。这时，有消息说，宾县伪警备队前来进攻抗日军。赵尚志听罢，便率游击队40人在城南驼腰岭与伪警备队展开了战斗。 开始时，敌人占据附近一高地，抗日游击队位于北小岗之下，地势非常不利。为扭转局势，赵尚志派数名队员引诱敌人离开高地，而他率30余人向北小岗上迂回。敌人果然中计，为追击几名游击队员而离开高地。赵尚志便率队顺利占据北小岗。于是，形势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赵尚志指挥游击队员向敌人猛烈射击，当即毙敌10余名。而后敌人亡命逃归，我军即追击，追至宾县城下，仅迟三十余步，不然即冲入城内。 下午2时，反日联合军各队人马均已来到宾州城外。部队在赵尚志的统一指挥下将宾县县城包围。根据赵尚志确定的攻城计划，反日联合军分东、南、西三路进军，主力放在攻打南门上，由赵尚志亲自指挥。北门留作敌人逃跑之路，并派一队在北门外埋伏予以截击。 掌灯时分，各部武装开始分头行动，猛烈攻城。战斗中，游击队和义勇军不断发起政治攻势，想瓦解敌军。战士们大声向敌人喊话，规劝他们不要当亡国奴，要调转枪口打日军;劝说守城敌军放下武器，向反日联合军投降。但敌军不理，反而拚命向城外射击。由于反日联合军人多势众，进攻猛烈，城内守敌异常惊恐，在一小时之内竟往哈尔滨打七次电话，请求日伪当局迅速增援。 反日联合军攻城部队为打开突破口，用一门木制大炮轰城。这尊木炮能装十多斤火药，三四十斤碎铧铁及大秤砣等物。这尊木炮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随着木炮震天之响，南城门旁的炮楼被打中，坯瓦七零八落，又接连一声，城墙被轰破一角。这时，游击队少年连10余名战士冒着危险，在硝烟中顺着木炮轰开的缺口冲人城内。此际，我军的冲杀声，敌我双方子弹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据一位游击队少年连的战士回忆，勇敢的少年连战士冲进城内后，闯进靠南门附近的一伪警察所，只见十几名伪警察或跪或卧，抱着头，浑身发抖。战士们让他们赶快站起来，他们指着桌子上一个带火药味的东西，胆怯地说:"快要爆炸了。"战士们一看，原来是攻城时，木炮打进来的铁秤砣。战士们忍不住哄堂大笑，陈品一随手将秤砣拨弄到地下，轰隆一声，竟吓得两个伪警察当众哭号，丑态百出。10余名少年连战士冲进城内一里地左右，后因大部队未能攻人城内，旋而退出。 次日上午9时左右，正当反日联合军与敌人激战时，由哈尔滨调来的数百名日伪军增援部队沿满家店方向急速向宾州镇扑来。同时又有几架飞机前来轰炸扫射。义勇军部队见此，便纷纷逃离，鉴于敌人援兵已到，义勇军已退走很多，为避免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赵尚志命令停止进攻。尔后有秩序地撤离阵地。撤退途中游击队员用机枪击落低空盘旋的敌机一架。 由日本人经营的(盛京时报》对此战曾报道说:"匪首'赵尚志带领1000余众于9日下午2时半分三路蜂拥扑来。该'匪团'凶悍异常，愈逼愈近，遂将县城包围，开始猛攻，守城警团亦努力还击，杀声震地，炮火连天。" 攻打宾州战斗后，反日游击队与义勇军仍在宾县四周分散活动。赵尚志率游击队活动于宾县五、七区及珠河黑龙宫、轨靴草沟一带。"黄炮"、"铁军"等部紧随游击队不愿离开，亦活动在这里。5月11日，日伪援军陆续撤离宾县。赵尚志意欲伺机再攻宾县县城。5月15日晨，赵尚志率队向宾县县城节节逼近，占据宾县县城宾州镇西40里之满家店，隔断宾哈交通、通讯联络。一时，宾县县城再次告急。对此日伪报纸称"前曾一度被匪袭击之宾县，迄至最近虽经大军开到……匪已由四周撤退，然距城不远，仍在紧紧包围中，故实际仍未脱离危险时期。"当时，伪宾县县长李春魁又派木谷参事官去哈尔滨向日军游动队及其他军事机关求援。因日伪当局再次派出大批军队开赴宾县，以解宾州之急，赵尚志遂率队到宾县西部活动，曾进逼距哈尔滨市40公里的蜚克图和市郊黄山嘴子一带。 战果 宾州战斗持续近一昼夜，虽因敌军在援兵和飞机支持下疯狂反扑，最终未能克城，但歼敌80人左右并击落敌机1架，而游击队仅损失7人(2人牺牲、4人负伤、1人被俘)，堪称战果辉煌，振奋了珠河乃至北满人民的抗日斗志，大灭了日伪威风，战斗最为激烈之际，宾州日伪军竟在一小时内连续七次用电话向哈尔滨求援，足见其惶恐之状。以后更成为珠河游击队乃至东北抗联第三军的经典战例。在所有这一切中，也包含着李兆麟作出的贡献。 1934年6月28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珠河南柳树河子(尚志县乌吉密南沟)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赵尚志，政委张寿篯，全队设三个总队共450余人。其中180人，是由党直接领导的基干队伍，还有2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赵尚志的领导下，经过数十次战斗，哈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区域比原来扩大三倍。形成以珠河、宾县等数县为中心，东西200余里，南北350余里，人口达十万多人的大片"红地盘"，敌人惊呼这里是"共产乐园"。 日军凭借武力消灭赵尚志游击队的幻想破灭后，就采取特务暗杀、离间、抓抗属等毒辣手段，先后暗杀游击队领导人李启东，挑拨"黄炮"、"九江"队叛变，并且抓住赵尚志父亲，用飞机到处空投"劝降书"，妄图瓦解抗日武装。同时，日寇预谋从秋季开始，以驻哈尔滨日军守备队为主力，调集几千日伪军，包围哈东地区，切断交通要道，实行分片进攻，提出"只打赵尚志，不打胡子"口号，妄图把反日武装各个击破。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四处主动出击。据敌伪资料统计，仅1934年8月，我军就袭击敌铁路交通线、站91次，脱轨翻车16次，毙敌46名，伤102名，损失130万元。9月，赵尚志率部攻占"五常堡";化装成伪军，智取了"四道河子";后又攻占"八家子"、"梨树沟"、"方成岗"等地，不仅解决我军冬季军需物资，打击汉奸恶霸，也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 1934年11月，3000余名日伪军"围剿"我军，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灵活机动，跳出重围，越过威虎岭北上，到外线扰乱敌人，威胁敌后，积极休整，并派小部队袭击、拖疲、拖垮进犯根据地的敌人。待进攻根据地的敌人精疲力尽，赵尚志率骑兵主力200多人，迅速返回根据地。 当赵尚志率部行至方正与宾县交界处的肖田地附近山沟，准备分散宿营时，突然与日军望月部队及伪军约500余人相遇，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由于敌军首先发现我军，准备充分，占据了有利地形，仗着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抢先开火，使我军一开始就处在极其危险境地。时值下午，赵尚志的司令部住在山沟带有围墙的院子里，而骑兵队在沟南，步兵队在沟里，少年连在东南山，枪声一响， 日军成群结队已冲到司令部的大院前，赵尚志面对强敌，镇定自若，指挥战士们一连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 日军指挥官望月，一见硬攻不成，马上指挥众多的日伪军及白俄警察，改取包围阵势。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我军边打边撤至岭东太平沟、大猪圈一带。 战斗中，在敌军炮火猛烈轰击下，包围圈逐渐缩小，赵尚志的右手腕中弹负伤，血流不止，战马跑失了。但赵尚志在危急中，表现十分沉着冷静，他忍着伤痛，命令几名骑术好的战士，趁黑夜，带着30多匹战马，突然从日军和伪军结合部强行突围。主力仍在原阵地隐蔽不动。当勇士们带着战马群闯过敌阵后，敌人误认为我军全部突出重围，便集中大批兵力，，火力脱离阵地，追击找突围马群，赵尚志指挥战士们立刻跟进猛攻敌背，追击的敌军顿时大乱，死伤无数。我军乘机突出包围，秩序井然地一队队转移。 日军司令望月望着我军转移的方向，十分感叹地说: "此战必有名将指挥"。 结果 这次突围战斗共消灭日伪军110多人，白俄警察20多人，我军只伤亡3人。" 肖田地战斗后，日伪军对哈东地区反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屠杀抗日民众，实行"重点烧杀、血洗匪区"政策，使珠河等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第二年，赵尚志率主力向松花江北岸实行战略转移，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围、追、阻、截，创建和巩固了汤原后方根据地。 日军侵入汤原后，为掠夺木材，防备抗日武装的活动，于1935年10月建立了汤原伪山林警察大队。第一中队驻守岔巴气（今金山屯）；第二中队驻守老钱柜（今上甘岭）；第三中队驻守汤原队部。这支伪军，在日军警佐森山的操控下，抓劳工、征牲口，盘剥、压榨民众，是抗联建立汤旺河谷后方根据地的一大障碍。1936年3月，赵尚志为建立汤旺河谷根据地和扩大游击区，打击日伪军，振奋人民抗日必胜信心，率军西征，途中写信指示李兆麟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组织一切力量，拔掉盘踞在老钱柜的伪汤原山林警察队及其所属全部武装，为建立后方根据地扫清障碍。 1936年3月19日下午，李兆麟亲自率领以第六军二团20余名刚复原的伤病员为骨干和洼区青年游击连、“阎王队”义勇军等100余人组成的队伍，从浩良河东山出发，经三昼夜的行军到达岔巴气，顺利拔掉伪汤原山林警察大队的第一道卡子，打下岔巴气，连夜智取“老钱柜”，端掉了指挥官森山官邸，击毙森山等7个日本鬼子，俘虏100多伪军，缴获长短枪械100多支，轻机枪1挺，子弹上万发，电台1部，还有大量的米面、烟土等物资，一举摧毁了盘踞在汤旺河沟里的敌人，为建立后方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老钱柜”抗联战斗遗址被伊春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伊春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道岗战斗：东北抗联的英姿与坚守 1937年8月，抗日战争中，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在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华南县）五道岗地区对日军进行一次重大胜利截击战。 14日，驻桦川县南部孟家岗的日军黑石部骑兵一部，到才河地区骚扰，遭东北抗联第5军警卫旅打击，伤亡20余人后逃走。随后，黑石于21日率600余人向五道岗进犯，以求报复。为歼灭这支日军，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第5军警卫旅、第8军第3师、独立师共400余人，在五道岗地区1.5公里长的道路左侧设伏，以第8军和独立师的骑兵同日军接触，担任诱伏任务。上午10时许，日军骑兵全部进入伏击圈，伏击部队立即以猛烈火力射击，担任诱伏任务的骑兵也回头反击；日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一部分占领路旁小高地顽抗，大部分整顿后，向抗联发起数次冲击，均被击退，并被压缩到岗南的大路两侧。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后3时30分，抗联部队全线发起冲锋，将敌人包围予以痛击，敌骑兵200余人拼命突围，向孟家岗方向而逃。至下午3时40分左右战斗胜利结束。 此战共击毙日军370余人伤50余人，打死敌人战马200多匹，缴获轻机枪10挺，四四马枪220支，全鞍马50匹及钢盔、马刀、弹药等大量战利品。抗联警卫旅参谋长蒋继昌受重伤，干部、战士牺牲22人，受伤11人。沉重打击了驻孟家岗日军的狂妄气焰。当时民谣唱：“枫叶岭像天高，抗日联军真不少。伪军见了不敢碰，鬼子见了往回跑。为什么不敢碰？为什么往回跑？五道沟，埋伏战，把那帮家伙打怕了。”伪军受到更大的动摇，八月下旬，伪军二十九团，全部（1700余人）在依兰起义，投向抗日联军。游击区的人民受到更大的鼓舞。 1938年5月，抗联第四、第五军主力向牡丹江下游的刁翎地区集结，7月2日，袭击了牡丹江沿的三道通之后，正式开始西征。冷云所率的妇女团也一同参加了西征。她们跟随西征部队，爬山越岭、风餐露宿，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与男队员一道并肩战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经受了严酷的锻炼和考验，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8月，抗联西征部队抵达苇河、五常县境内，在活动时被日军发现，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空中有敌机侦察、扫射、轰炸，地面有3000多日伪军围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损失很大，抗联第五军第一师拼到最后只剩下100余人。在这种险恶形势下，第五军第一师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第五军军部。 9月末，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妇女团的许多战士都已壮烈牺牲，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等八人。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她们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集体沉江，壮烈殉国。她们当中最大的仅仅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 攻打讷河的战斗只有四、五个小时就结束了，共击毙日本鬼子 10 多人，俘虏警察、伪军100多人。缴获机枪5挺，迫击炮3门，长短枪300多支，子弹2余万发，汽车1辆和大批粮食、物资。 1940年夏，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战略后方局势，一方面更加疯狂地掠夺人民财产，另一方面调动大批兵力疯狂围剿讨伐东北抗日联军。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各支队以“胜利军事行动”来纪念“九一八”九周年。 由李兆麟和冯仲云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把攻克嫩江平原重镇克山县作为军事行动的目标。 克山县地处小兴安岭西麓，松嫩平原北缘，是日伪军驻扎重兵基地。日伪统治者曾称此县是伪满洲国的“治安模范县”。克山当时驻有伪军千余人，日本铁路守备队100余人，伪警察训练队和伪警察200余人。 抗联部队攻打克山意义重大，打下克山县，就等于把伪满洲国捅个大窟窿，让全国人民看到，伪满洲国不是铁打的，敌人的战略后方是不巩固的。 9月初，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制订了攻打克山的周密作战计划。首先，派部队在克山与讷河交界地区频繁活动，摆出要进山的姿态，把驻克山的日伪军主力引出；然后，待克山城内敌军减少之时，以主力部队突袭克山县城。9月中旬，驻克山县城大部日伪军下乡进行“讨伐”，城内兵力空虚。 这时，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第九支队队长边凤翔率第九支队主力与第三支队会合，力量大增。9月23日晚，冯仲云、第三支队支队长王明贵、第九支队队长边凤翔率领200余人，从克山县北部的张老道窝棚出发，经过两夜的隐蔽行军到达城郊预定地点。于9月25日夜，攻袭了敌人在北满的重要据点克山县城。 此战，抗联部队捣毁了伪军第十九团团部，夺得了克山县城街道中心炮台，击破了伪县公署、伪警察署等处，占领了伪中央银行克山支行，毙伤俘敌100余人。 攻打克山县城，是抗联第三路军一次成功的、取得重大胜利的破袭战。老百姓拍手称快，打开克山县城占领县公署当下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军。此战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反日斗争情绪。 就在第三、第九支队攻打克山县城期间，在通北县南北河的李兆麟和总指挥部的其他同志刚刚渡过绝粮难关。自入秋以来，李兆麟等总指挥部20余人因山洪暴发、南北河涨水，没有船只，无法渡河，被洪水困在南北河旁的一片森林里，断粮一个多月。他们忍饥挨饿，以野菜、野果充饥，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 为了生存，抗联同志们只好把自己开荒种的、还没有包浆的玉米碾碎，用水冲了喝。由于种的玉米很少，仅维持了几天就又没吃的了。李兆麟带着同志们在深山里靠挖野菜、捡榛子、采蘑菇和葡萄来充饥。东北山区到了阴历八月，天气已经很冷了，山上的野生植物也渐渐找不到了。同志们肚子里没有粮食，时间一长，就打不起精神。 在极端艰难的日子里，干部战士饿得站不起身，难以行走，只好躺在地上以减少体力消耗。李兆麟教育战士们：“我们宁可饿死，也要忠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决不能动摇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念。”他给大家讲伯夷、叔齐的故事，教育抗联战士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苦乐观、生死观。河水消退后，总指挥部派出几个同志找部队、找粮食。之后，在平原活动的部队和交通员把粮食运来后，李兆麟等总指挥部人员得救了。 克山县城被攻陷后，日伪当局调动日伪军3000余人，分进合击，在德都北部山林地区进行大规模讨伐。抗联第三、第九支队在转移途中，多次与敌人遭遇，经大小战斗，涉过湍急的讷谟尔河，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摆脱了敌人增援部队的追击和飞机的轰炸。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兆麟领导下开展的平原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敌人，取得很大胜利，极大鼓舞了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抗日斗志，撼动了日伪当局的反动统治。 1940年10月13日，王明贵和王钧带领的抗联三支队，正奉命由克山向大兴安岭挺进，途中的霍龙门，有日寇嫩黑铁路线上的军事重地，囤积着大量弹药、粮食等军用物资。如果将其攻克，既可重创敌军，又可补充部队装备和越冬给养，于是三支队研判形势后郑重决定：拿下霍龙门！ 三支队领导周密谋划，支队长王明贵翻山越岭来到距霍龙门十公里处的炭窑，向给日军烧炭的老汉了解情况。老人对抗联的英勇事迹早有耳闻，现在抗联突然降临在眼前，他如见亲人，立刻把霍龙门敌情如实相告：常驻鬼子三四十人，有时城区日军来此，可达百人，伪满洲国军队有七八十人。为了确切掌握即时动向，王明贵请老人再去探察，老人欣然借送炭之机前往。当天晚上老人回来时，神色紧张，说不知为何，从嫩江城区又来了四五十号鬼子，呜嗷喊叫、比比画画，又打拳又亮刺刀，还响了一枪，他都闻到了硝烟味儿，能不能是鬼子知道了抗联要来？王明贵拍拍老人的肩膀让他放心，鬼子的活动和抗联没关系。他和另一位战友化装而来，只有政委王钧知道，大部队还在几百里外，绝不会走漏消息。同时恳请老人勤跑几趟察看动静，为抗联寻找下手之机。就这样，老人今天说抓了个野鸡献给皇军尝尝，明天说拣了块好石头请皇军看看，紧着往鬼子那跑……三天后，太阳尚未落山，老人就从霍龙门匆匆返回，激动地说，从城区来的鬼子已经撤离！
北岗村火车站建筑群之炮楼 机不可失！王明贵一面给王钧传递信息，指挥部队迅速出发，一面再次验证鬼子确已撤离。 第二天晚上，抗联队伍如尖刀直插霍龙门！此时正是农历月末，夜黑风高，草木萧萧。当敌人美梦正酣之际，战士们已迅速将几个据点切割、包围！其中东山炮楼是牵制佯攻，火力主要集中在北岗村的三处据点。梦中惊醒的敌人仓皇抵抗，吱哇乱叫乱作一团，结果被猛烈的火力打得抱头鼠窜，死的死、降的降，火车站和营房很快被拿下。 车站北炮楼是这次袭击的关键，支队长王明贵亲自指挥攻打。这个三层炮楼，防御坚固，重兵把守，易守难攻。抗联和鬼子火力对峙着，一会儿炮楼上喷出的火蛇把战士们压下去，一会儿战士们的火力又划破夜空打得炮楼悄无声息。这时，攻陷了车站和兵营的战士也过来增援，对炮楼形成了合围。在一阵猛似一阵的火力进攻下，炮楼没有了声息。此时，漆黑的天空，冷风打着呼哨疾速刮过，大家全神贯注，提枪盯着黑黝黝的炮楼。突然，鬼子哇哇怪叫着，枪喷着火蛇玩命地冲了下来。战士们开足火力猛烈阻击，鬼子在弹雨中前仰后合、纷纷倒地，少数几个跌跌撞撞，消失在黑夜里……
霍龙门侵华日军东山炮楼 90分钟后，枪声消散，战场的微火在冷风中“扑啦啦”渐熄。抗联三支队此战大获全胜！ 1940年秋，东北抗日联军第12支队转战至黑龙江省肇源、肇州、肇东地区。10月下旬，第12支队决定联合当地义勇军艾青山部，袭击肇源县城。肇源城是伪滨江省郭尔罗斯后旗旗公署所在地，驻有日伪军警共200余人。11月18日，日军在肇源城召开庆祝三肇地区“剿匪”胜利大会。第12支队支队长徐泽民率本支队和艾青山部共120余人，于当日进到县城外围，午夜在城内抗日组织接应下，从西南突入城内，迅速攻占旗公署、日军营房、警察署和法院，打开监狱解救出被关押的群众100余人。19日7时，在城内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当即有200多名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尔后第12支队携带缴获的枪弹和军用物资，从北门撤出县城。此战，共毙伤俘日军14人，解除116名伪警武装，缴获轻重机枪5挺、迫击炮3门、步枪271支、手枪49支、子弹3万余发、马140余匹、汽车2辆、伪币1.3万元及一批军需物资。 1940年抗联的第三军第二支队一部52人驻扎在铁力林业局的老金沟。抗联战士为了准备充足的给养，决定在除夕的前一天傍晚去铁力县日本营林署大依吉密伐木场袭击伪警察队，夺取粮食、服装、枪支弹药和其它物资。 抗联战士行进到欧根河支流小西北河附近的一片树林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这个人说自己是被抓去给日伪军“讨伐队”背给养的农民，因为受不了挨饿受冻遭毒打的罪，偷着逃出来的。抗联战士经过对这位乡亲的询问得知“讨伐队”现有60多名日军和30多名伪警察，还有被抓获的70多名民工。抗联将士经过细致周密的思考，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不去伐木场，集中力量袭击日伪军的“讨伐队”。 按照部署,在当夜9时50分左右，抗联战士首先接近了70多名的民工住处。听抗联战士说要把这里的日伪军全部消灭掉,民工们主动为抗联战士们探听敌人的情况，并查到了岗哨的方位。为了不惊动敌人，抗联让两个民工以给“讨伐队”劈木头烧炉子为名，在敌人驻地来回走了十几趟，迷惑日伪军。果然日伪军丝毫未加戒备，抗联战士趁这时机顺着河岸悄悄地来到了日伪军的驻地。10点整，战斗打响。抗联战士集中火力射击东边的帐篷，只见一片火海，日伪军被烧得哇哇乱叫。 这次战斗，历时半个小时，抗联击毙日伪军60余人，另外还有一些日伪军冻死冻伤，抗联战士牺牲一人。 1934年5月中旬，攻打宾州战斗后，东北反日联合军仍在宾县周围活动。开始，赵尚志率领游击队活动于宾县五、七区及珠河黑龙宫靰鞡草沟一带，后又转移到宾延毗邻地带开展反日斗争。"铁军"、"黄炮”、“北来”等义勇军也紧随其周围活动，不愿离开。从此，赵尚志率领的反日联合军从开始的一个个战斗联合，走向全面而长久的联合，抗日武装的力量壮大了。对此日伪当局更加慌恐不安。据 1934年5月26日的伪《盛京时报》透露“前曾一度被匪袭击之宾县，迄至最近虽经大军开到…匪已由四周撤退，然距城不远，仍在包围之中，故实际仍未脱离危险时期。” 6月上旬的一天，赵尚志率领游击队120余人及“黄炮”、“九江”、“铁军”、“白龙”、“北来”、“朱万金”、“串山好”、“占山好”、“老来好”等义勇军队300余人到宾县三岔河一带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讲演，唱歌，与乡亲们谈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地主豪绅大户)，共同进行反日斗争，扩大抗日“红地盘”。 三岔河位于宾州镇东南30余里的山区，南邻大青山支脉。这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在山麓北侧星罗棋布地住着几户大户人家，又各有整齐的高墙院套，院墙四角有炮楼，森严壁垒，进可攻，防可守，是游击战争的好去处。赵尚志率反日联合军到达后，就分别驻进三门柴家屯(今三宝乡高台村山河屯)、三门高家屯(今三宝乡东方红村民权屯)、三门王家屯(今三宝乡三岔村公兴屯)、张家屯(今三宝乡民祥村福德屯)、刘家屯(今三宝乡元宝村金荣屯)，司令部设在三门柴家屯。 一天，赵尚志等在三门柴家屯召开群众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过动员，多数地主大户大开院门欢迎反日联合军进驻共同抗日，并捐献枪支子弹。三岔河大排队队长李静远也表示要率队参加反日联合军，众多大户只有田家油坊地主大户对联合军的号召置之不理。司令部决定，缴他们的枪支弹药，逼其出来抗日。不料，反日联合军在这里活动的情况被汉奸王济南向伪县公署报了信。第二天中午，我侦察骑兵队长李根植飞马来报:从西北方向有哈尔滨日本守备队望月师团、哈尔滨第四伪教导营、伪警备旅等配合宾县日伪军600余人向三岔河逼来，同时发现从东南方向有珠河日伪军约200人向三岔河蠕动。敌人企图从东西两面包抄并歼灭我新生的反日联合军。 下午两点， “白龙”、“九江”队在八里岗与哈尔滨第四伪教导营接触，阻击失利，退至元宝沟。田家油坊附近驻扎的“黄炮”见敌人来势凶猛，人多势众，抵敌不住，也退出阵地。此刻，正在柴家大院开会的赵尚志、张寿篯等听到西边战斗打响后，当即部署战斗。张寿篯率部分游击队到岭东三门高家屯附近阻击由元宝河方向来的敌人。赵尚志率领骑兵队、一中队去田家油坊增援。不料在去田家油坊的途中与敌人相遇了。赵尚志又率队至三门王家屯，和驻守在这里的义勇军“铁军”兵合一处，共同抗敌。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很快从西、北，南三方面包围了三门王家屯。用大炮、机枪等重火力爆豆般地向王家大院猛轰，打炮50余发，并多次组织冲杀。游击队则靠高大坚固的院墙，利用有利于我军的炮台、枪眼，沉着应战，勇猛还击。分队长吕洪章在四个枪眼之间穿轮流射击，一次次打败了敌人的冲锋。 当晚6时许，战斗在东院的“铁军”见敌人来势凶猛，丢掉阵地，拼死冲出。东院被伪警备旅占领，致使与其并肩战斗于中院的游击队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赵尚志命令坚决夺回东院，重新占领东炮台。于是，游击队员奋不顾身地多次登上木梯想跨越高墙夺回东院，但都因敌人火力过猛未能如愿。赵尚志灵机一动，命令在墙底挖洞，战士们挖通洞钻进东院，与敌人展开肉博，重占东炮台，由被动变主动。两院密切配合，一次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在激战中，敌人一挺重机枪突然伸进了东炮台，打伤了几名战士，大有重占东院的可能。这时，共产党员、年轻的骑兵队长李根植与战士赵有、小田等三人争相前去夺取伪军机枪。不幸李根植胸膛中弹，壮烈牺牲。李根植(朝鲜族)是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创始人之一。他在历次战斗中英勇果敢顽强，只在这次战斗中一人就击毙敌人18名。 李根植的牺牲激起战士们炽烈的胸中怒火，大家都要冲入敌阵与敌人血战到底，为李根植报仇。游击队愈战愈勇，激战持续了几个小时。下午，我军弹药已消耗殆尽，敌人仍在继续进攻，并截断了我们的水源，形势严峻。赵尚志叮嘱大家: "无论如何不能白天往外冲，白白送死。要牢固地坚守阵地，坚持就是胜利，到天黑以后就会有好办法。在一般情况下，不要打枪，节省每一粒子弹，用在突围上。”在赵尚志的鼓励引导下，战士精神振奋，忍饥制渴，在炮火硝烟中，以木棍当武器，等敌人爬上墙头便打，坚持斗争，固守阵地。 夜间十点，游击队在大门两侧挖开两个枪眼，准备突围时向外射击。已坚持十几个小时激战的游击队员40余人在赵尚志指挥下，趁着朦胧的月光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几百人的包围。恰巧，张寿篯在这时率游击队从三门高家屯翻过西岗赶来增援。随后， “九江”队也赶来支援。敌人腹背遭到夹击，死伤慘重，只得撤退。 赵尚志冲出敌围后，游击队转移到三门高家屯。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连夜在西岗修筑防御工事。次日凌晨 ，敌人果然又组织队伍前来袭击。伪军在前，日军督后，向游击队阵地蠕动。待敌人全部进入火力点时，赵尚志一声令下，战士猛烈射击， 日伪军无处隐蔽，伤亡很大，不敢前进了。近中午时分，赵尚志唯恐敌人再继续增援，旋退到靰鞡草沟。撤退时，反日联合军将活捉的一名日本兵和一名翻译，烧死在三门高家的南沟里。带走了给伪县公署报信的汉奸王济南，并罚他五万粒子弹、20支枪，送到后放回。 第三天，日伪军又尾随到靰鞡草沟，与“九江”队交火。赵尚志率游击队增援，敌人闻风逃遁。 三岔河突围战是反日联合军也是游击队建立后的一次最为激烈的大战。战斗持续三天一夜，敌人动用两倍于我的兵力，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赵尚志沉着应战，指挥若定，战士英勇善战，顽强拼博，谱写了以少胜多的战歌。此战我方牺牲2人，伤3人，却赢得了击毙敌人56名，击伤敌人34名的较大胜利。突围战的胜利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人民群众欢呼胜利，贫苦的农民企盼着扩大“红地盘” ，连伪满的士兵都说“游击队，才算中国人”。日寇更加谈虎色变，闻风丧胆，称游击队是“北满治安的一大祸患”。 战役背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行辕奉行了不抵抗命令，日军趁势急占辽宁、吉林，进逼黑龙江。江桥，准确的称谓是嫩江哈尔葛木桥，其长度约800米，与后建的铁桥长度相当。在哈尔葛大桥南北两端的江桥镇和大兴站，如同两把大锁，把守着这条铁路通道。 1931年10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 1931年10月25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携两名日本军官会见马占山，照会黑龙江省政府:"洮昂铁路为满铁借款而修，此刻交通断阻，于满铁有利害关系，满铁将派工人前往修江桥。" 马占山当即答复:"查洮昂铁路江桥，损坏轻微，已商该路局从速修理。我国铁路有自主权，且中国工人亦能修理如初，不须越俎代庖。"清水的外交辞令遭到拒绝，其后多次施以威逼引诱的手段，想用金钱收买马占山。马占山都是严辞拒绝。 1931年10月28日上午，清水再次来会见马占山，送交本庄繁签署的照会，依然老调重弹，文中还使用了种种恐吓的语言。马占山拒而不见，对日本照会置之不理。 1931年10月28日下午，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武官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登门会见马占山。他不再陈述"借贷修路"的老调，直接向中方提出，限令中方于11月3日中午修桥完工，如果届时不竣，"日本将派军队保护南满铁路工程师，执行修桥任务。"马占山提出放宽时限，林义秀严加拒绝，匆匆而去。 1931年10月28日晚，马占山接到洮昂路局报告:"日本关东军多门师团及满铁守备队数千人，乘军列已开进洮南。师团长多门派人送函至路局，转告黑龙江省政府及张海鹏，将驻在洮昂路线的中国军队，务必速退出铁路线之外。" 1931年11月2日，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向省府送达日军最后通牒。通牒称限11月3日正午，中国军队必须撤退距桥梁10公里，声称若不应允，日军即以敌人视之。 战役经过 11月4日拂晓，先是日军小股部队偷袭中国江桥守军左翼的步兵岗哨，将陈家窝棚一组3人哨兵捕去，日军大部队随即进入桥北开阔地，摆出方阵，撑着日旗，向我压来。战斗进行到早7时，仍不见有丝毫松懈，马占山手握电话，连声叫好。他不停地指挥督战，鼓舞士气。鏖战近午，日军伤亡惨重，纷纷溃退至南岸。也就在双方刚接火的清晨时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林义秀和日本书记官早崎会见马占山，建议双方代表商谈两军如何避免冲突的办法。马占山令秘书韩树业为全权代表与林义秀、早崎乘车前往昂昂溪，会同省防守军中段指挥石兰斌到前线视察。按双方约定，石兰斌和林义秀分别向进入阵地的两国士兵训诫，彼此均得严守纪律，避免冲突。然而，当石兰斌集合部队即要训话之际，林义秀竟逼迫石兰斌签发撤军的命令，并强让他立即执行。原来，所谓严守"纪律"，就是按日方的最后通牒无条件地撤出大兴站阵地。石兰斌当即以本人是步兵第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予以拒绝。此时，江桥左翼防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石兰斌负责的江桥正面尚未开战，林义秀见逼我撤军的目的未达到，便愤然要双方代表乘专车返回省城，而马占山则乘车迎面开向大兴站主阵地。 11月4日，日军参战部队为多门师团步兵16联队的3个大队，及南满铁路守备部队的几个大队，加上配属的飞机及轻重炮兵，共计6000余人，伤亡1000人以上。中国守军方面参战的仅有卫队团步兵三营、骑兵一连及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两个营，共2700余人，伤亡300余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载道:"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称:双方开火后，步兵16联队长滨本大佐见所部所处之地位，极其困难，乃将其所有占用的军队，开往增援，经过一番迅速侦察后，彼即深信在此低湿之地面上，正面攻击实在不可能，日军乃欲脱离所处之困难地位，舍向左翼采取包围形势外，几无他法。于是彼即调集其预备队，向中国左翼进攻，但因人数过少，且无法使大炮进至较近距离之故，直至午后8时半，始将该地占领，而后日无法再向前进。"为了迎击日军更大规模的进犯，马占山对全线的守军做了调整和部署:调苑崇谷的暂编第一旅(即兴安屯垦军)于6日前抵达大兴站;程志远骑兵第二旅朱凤阳团、涂全胜团火速赶往昂昂溪集结。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所有部队开往前线，又征调800民工，到前线协助抢修工事。 11月5日拂晓3时，日军出动，总兵力共8000余人，向嫩江北岸中国守军阵地猛攻。出动飞机20余架、火炮百余门，从空中到陆地压向我军，以掩护日军渡江。日本关东军增调了两个大队和三个中队的炮兵，总集结兵力达8000多人，却依旧被赶回嫩江南岸，留下700多具尸体。省防军卫队团骑兵连中校连长张鼎新、一营桑排长殉国，士兵伤亡200余人。5日的战况，据后来李顿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所述:"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关东军司令部，接得关于此项情报(即4日战役之情况)之报告后，立派大批军队前往增援。是日(4日)晚间有步兵一营开到，日军得援，乃于11月5日拂晓，重取攻势。经2小时后，到达中国军队第一道阵地。据滨本大佐本人致调查团报告称，中国军队在该地有极坚固之战壕，并有自动机枪70架，日军之攻势，至此完全停顿。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之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 11月6日凌晨2时，天还未亮，日军开始更加猛烈地炮击。日军铃木旅团数千人前来增援，加上多门师团所余人员，共计1万多人。4时，在飞机、野炮的配合下，日军第三次冲过江桥，向守军发动全线猛攻。 11月6日黑夜，日军用重炮无具体目标地向前伸延轰击，直到7日凌晨1时停止。 11月7日早5时许，日军骑兵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冲进大兴阵地。大兴车站空无一人，阵地上看不见一具阵亡士兵的尸体，也没有一件失落的武器。 11月13日早5时，日军出动500余名步兵，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直冲我乌诺头阵地，企图集中力量突破我防线的一环，直插我军腹部。在吴松林旅长的指挥下，将敌人遏制在阵前，双方交战到上午10时，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11月14日，天未放亮，日军以小股部队偷袭我军汤池和蘑菇溪之间的第二道防线，试探中国守军的虚实。天亮时，敌人出动飞机掩护700余步骑兵猛扑我军阵地，用重炮轰击我方工事。 11月15日、16日两日，三间房第二道防线再度沉静下来，日本政府调驻朝鲜弘前第81混成旅团和本土广崎混成旅团分别开拔，经两天抵达东北，由专列运送到四洮路抵洮南站，转赴嫩江江桥。 11月17日，南京中央电台广播:国民党第四届全会议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军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尽管没有派兵援物之意，决议中将主席去掉"代理"二字，又晋以"上将"待遇。决议传谕到前方，将士无不欢呼雀跃，期望后援成为现实。 1898年 跟中东铁路有关人马全部攒齐，到达哈尔滨，这一年 中东铁路局将沿江附近地段拨给散居在哈尔滨的中国人，这条街就是后来的“中国大街”，今天的中央大街。 4月，工程师希德洛夫斯基率特别考察队到哈，驻田家烧锅附近的大车店，为即将建筑工程局人员安排住处，发现哈尔滨松花江南岸（现百联商厦遗址）有一座中国百人税关营盘，五月份，希德洛夫斯基考察队收买田家烧锅作为铁路工程局驻地。（此时，田家烧锅有房32所，因受土匪滋扰已停产）。 1898年6月9日 建筑中东铁路付总工程师C.B.依格纳齐乌斯、第九段段长希尔科夫等人乘“布拉戈维申斯克”号轮船抵哈，中东铁路工程局从海参崴牵驻哈尔滨，这一天，被俄国人称为“哈尔滨诞生日”，也就是中东铁路正式开工日。 1910年至1912年同盟会会员熊成基、梁廷栋、梁廷斌、陶玉春、王泽巨、李范五等革命烈士先后在哈尔滨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梁廷栋等五位烈士在哈尔滨壮烈牺牲。 1919年4月周恩来来哈尔滨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其后李大钊、瞿秋白、罗章龙等相继来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 1919年12月，黑龙江省长公署决定，于哈尔滨江北设置马家船口市政局，翌年1月31日改为松北市政局。1921年2月5日，成立哈尔滨市政管理局，掌握中东铁路沿线各地方行政。 1922年11月24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宣布，所有东省特别区内之军警、外交、行政、司法等均归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监督节制。 1923年3月1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驻哈尔滨埠头区。 1923年10月，黑龙江地区也是东北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成立。黑龙江地区党组织的诞生，为黑龙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肩负起领导黑龙江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刘少奇和陈谭秋同志先后来到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 1925年9月1日，黑龙江省长公署令，将松北市政局改为松浦市政管理处，旋改松浦市政局。 1938年，日寇为了战略的需要及掠夺大兴安岭森林和矿山资源，修筑了嫩江至霍龙门(现霍龙门沟村)铁路。 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从东北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开始，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人民武装抗日，发动了包括大半部地域和千百万群众的游击战争，反抗强暴的日本法西斯，坚持了14 年之久的残酷斗争。不管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厚颜无耻，否认和抹煞东北人民的光荣斗争与牺牲，但东北人民为祖国独立，为人民解放，曾经写下一篇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东北妇女在这篇历史上，是有其光辉地位的。 随着抗日游击运动发展，妇女参加斗争也是逐渐扩张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初期，东北吉、江两省有些队伍名义上是抗日军、救国军，但其实是受国民党的影响，消极抗日，对待妇女参加救国也抱着“ 马不能上阵”的轻蔑态度，排斥妇女参加抗日，即使有几个妇女参加宣传工作，也不过是点缀门面而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遍及各地的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性组织，在日寇占领区是秘密的，日寇尚未占领区则是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各阶层的特别是农村的妇女从这时期就已普遍入会。其中安东和沈阳的女工、辽吉中部及哈尔滨市与周围各县的青年女学生、旧吉东和淞江沿岸的农村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有许多地方妇女成立了单独的团体组织。这时期工作活动主要有：第一是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和扩大组织力量；第二是帮助当时的抗日军、自卫军募捐慰劳，动员人力物力进行抵抗日寇的进攻战斗；第三是参加作战军队的救护工作，组织和领导民间因抗日遭遇困难的救济工作。 1933 年以后，随着中共直接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发展，以至编成抗日联军时期，千千万万妇女参加了游击队。有不少拿起武器成为杀敌好手——优等射手、机关枪手；有的担任队长、连指导员、政治委员，指挥作战；有的参加后勤管理工作。游击队、抗日联军每年所穿的大部分军服，是在深山大林里由妇女管理和工作着的被服厂所做成的，另一部分是由农村妇女在日寇及其走狗严密监视下秘密地做成，经过小孩子们一套一套地秘密搬运集中，再送到军队中去的。 妇女积极参加斗争最出色的要算延边各县和宁安、穆棱和日寇所谓的“共党乐土——三江省”的地方。许多农村里的救国会、反帝同盟、青年义勇军、抗日儿童团、打狗队（专铲除日本特务汉奸的）、缝衣队、洗衣队、救护队、文化宣传工作、农民补习教育，差不多完全是妇女在那里起中心作用和领导着工作。有些游击根据地农民抗日自卫队的放哨、盘查、侦察、伏击和夜袭“讨伐队”，差不多都是妇女占多数。遇到受日寇大军合围而必须撤离的地方，通常都是全村屯的妇女有组织地照顾老头、小孩，把家搬走，搬到新的地方构筑简单草舍和开辟新的耕地。布置新的防卫岗哨，都是妇女自己担负。有时候在这些新的地方要多准备一些新的草舍和募集粮食，采山菜山果，准备游击队和日寇打仗以后来驻屯休整。 在1940 年以后几个抗日游击斗争最困难的年头，女游击队员的战斗和勤务负担，在许多情况下有时超过了男人。而在冰天雪地、饥疲困乏、万难忍受的时候，妇女能安然自如，当情况紧张和凄惨的时候，妇女通常是没有表现悲观的。白昼行军作战，有时大雪没膝，常急走百余里，凡宿营的草棚或帐幕、柴草、烧煮诸事，都是女队员每天背着的斧、锯、锹、镐、小锅去操作的。有些带着婴儿的妇女，在敌人进逼紧张时，不忍牵累游击队，而将宝贝的婴孩含泪埋藏在深雪里。 1937— 1938 年，在依兰一县，参加救国会的妇女会员3.5 万人，占全县人口25％，参加抗日联军游击队800 余名。汤原县参加救国会的妇女两万名以上，参加游击队的有700 名。 1933— 1934 年，宁安县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有六万名，占全县人口1/3，参加游击队的就有500 多名。现在正在东北工作着的女共产党员林娜、柴玉英姊妹和黄秀春等，就是那时的女反日会员或游击队员。在抗日联军遭受极端困难的年头，妇女通常没有人变节投敌人，即使被俘去也是至死不屈。
王一知 在“八一五”以前许多抗联妇女为了准备日寇死亡来临而加紧战斗准备，许多妇女学会各种现代的军事技艺，如无线电报、游泳、滑雪、爆炸及其他与飞行有关的技术。无论在战斗中、艰苦生活中或学习中，妇女总是表现高度自觉和自强，不但不甘落后于男人，在许多情况之下有些落后的、出丑的、支持不了艰苦的男人，反而受到妇女的一种奇异魄力，受到鼓舞。东北抗联领导者之一周保中同志常说：“我的心房留着东北人民的两道最深的痕迹，永远不能消磨，一道是抗日妇女的气节与倔强……” 在无数的英勇奋斗与奇迹的妇女中，举出千万分之一的例子，看以往东北妇女在为祖国是怎样地战斗着。 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团 抗联五军的服装，除部分抢夺自敌人外，主要是靠妇女团同志在密营被服厂缝制供应。五军的这些被服厂分散建立在各县境，一般有十几人到四五十人。这些密营被服厂主要是五军妇女团建成的，她们在冰天雪地里，用锯、斧头把五六丈高的树一一放倒，然后锯成板子搭盖厂房。这种劳动非常艰苦，锯树需要体力，放倒两三搂粗的树木既笨重又危险。把厂房搭盖起来后就动手做服装。一个被服厂有几台到二三十台机器，人多机器少，三个人使用一台机器，轮流做，没轮上用机器的同志锁扣眼，检查质量，打包等。当时缺少军用布，大部分是白布，还有蓝布，妇女团的战士就自己染。她们上山采柞树皮和黄菠萝树皮，把这些树皮的老皮扒掉加草木灰，煮成土黄色染料，还用柞树皮和糖粒树皮、屯查条树皮加草木灰煮成草绿色染料。 扒过皮的木头还可用来搭房子。女同志们扒树皮时，手上不是磨出泡就是被扎破，因工具少用石头代替斧头，有的同志被石头砸破手也是经常的。不仅如此，大家都是“顶星星戴月亮”把任务提前完成。冬季，敌人要把抗联战士冻死在密林里，进行层层“围剿”和封锁，妇女团的同志总是想办法冲破敌人的封锁，千方百计将棉衣送出去。夏天到了，当被服厂的同志们听说队上的同志们因单衣不够，而将身上的破棉衣中的棉花撕去，把棉衣缝补改成单衣时，女同志就坐卧不安，就又千方百计搞原料，赶制单衣送去。 当时五军类似这样的被服厂有七八个，厂内组织机构在1936 年—1938 年还比较完善，有厂长、副厂长、指导员，并有剪裁师傅及统计出纳，有负责包装的，还有负责验收产品质量的。有时根据季节变化和任务情况，经常从前线调回一二十名或二三十名女战士赶制衣服。有几个大一点的厂子都有30 台左右的机器，如依兰县克上克沟里被服厂，就是规模和设备较大的一个厂。这些被服厂的同志经常是一边赶制衣服，一边还要打仗，随时做着转移的准备。同时还要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训练。 建设后方医院也是一场艰苦的战斗。1936 年冬，妇女团的一部分同志接受在密营建一所医院的任务，临行前军首长嘱咐她们：“建好密营才能有巩固的后方，建密营也是一次不小的战斗，要跟冰雪交战。”她们在原始森林里，迎着刮脸的狂风，放倒上百棵大树。选好盖房地点后，先把雪扫干净，再点起火把冻硬的地烧化，然后才能挖坑埋柱盖房子。这样建造的房子可减少潮湿，伤病员住起来舒适些。为了防备敌人，她们把地往下挖二三尺深，住起来冬暖夏凉，又不易暴露，发生情况时，还可以做掩体向敌人射击。像这样容纳百十来个人的秘密简易医院，妇女团的同志搭建了很多处。 与此同时，妇女团的同志在各连队参加战斗时，还担任救护和运送、安置伤员工作，把伤员从阵地上抢运出来，换上便衣，送到可靠的老乡家里掩护起来。1940 年初，妇女团的几个同志，随王效明支队长，路经小漠河到独木河去，和在那里的部队会合，一起进行那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并到那儿医治受伤有病的战士。在独木河坚持斗争的同志，经常吃带皮的粮食，或靠捕鱼、射猎充饥，有时还吃一些草根树皮，他们经常在大风雪里露天宿营，衣服破得连不成片，有许多冻伤的同志。妇女团的同志跟着部队顶着漫天大雪，在零下三四十度严寒下急行军，辗转跋涉，走了几天终于找到在独木河一带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妇女团的同志以深厚的阶级情意，为冻伤的抗联战士精心治疗、护理，有时竟将自己衣扣解开，将抗联战士冻伤溃烂的双脚放在自己的怀中，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战士们的冻伤。她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使许多伤病员很快康复，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军妇女团的同志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惊人的。1936 年到1942年间，抗联领导机关从部队和地方抗日救国会里，选拔很多妇女去学习军事理论技术、医疗救护和无线电通讯，等等。被选拔的同志都知道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学习现代化技术有困难，但是，她们一想到这是抗日游击作战的需要，是党对她们的信任和交给她们的光荣任务，便勇气百倍。她们互相鼓励，克服困难，孜孜不倦地勤学苦练，在短时期内，有的学成简易医生、护士，有的学成无线电通讯员，有的学会机关枪、步枪、手枪射击。至于泅渡、滑雪，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并且是熟练的好手。最使人感动的是，还有50 多名妇女学会了跳降落伞。由于妇女团的同志学会了各种军事技术，使抗联部队的游击作战力量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在救治伤病员和远距离通讯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五军妇女团的同志与连队男战士一起，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虽然她们不是战场上的主要力量，没有单独担任各种战斗的主攻，但在配合男战士担任侧击、伏击、截击、防御、救护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五军各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消灭日军，解放祖国立了战功。 红枪白马的赵一曼 她是1923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曾留学于莫斯科。1932 年同丈夫一起来到哈尔滨，领导了哈市电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1934 年她丈夫被日寇逮捕惨死在狱中，她被派到珠河县的抗日救国会内进行妇女工作，她曾在珠河组织广大妇女团体配合抗日游击队工作。她后来不仅领导了妇女，而且成为当地农民的领袖。 1935 年，当敌人对珠河县采取烧杀“归大屯”政策的时候，她带了几个女干部组织了数千人的自卫队，抗击敌寇。在珠河东部关门嘴子附近作了一次以低劣武装对优势兵器的英勇果敢的战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后来这支自卫队参加到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二团里去，赵一曼任该团政治委员。过了些时候，敌人大举进攻，把珠河以东滨绥线北部烧光以后，她们这团人经过数次血战后，退到滨绥线的南部。当时该团的上级指示她们再回到铁路北部坚持抗战，于是她们又回去了。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该团被优势的敌人包围于不利的地形上，全团300 余人几乎全部殉难，逃出重围者仅十余名。赵一曼身受重伤，逃到一个地窟中养伤，又因叛徒告密而被敌俘。 她被押到珠河县，珠河当地的汉奸与士绅们，都想瞻仰这个出色的女英雄是何许人，当时被她大骂一顿，这些汉奸个个汗颜地抱头而窜。后又把她解送到哈尔滨，押在日寇的特务机关，她备受过电、灌凉水等严刑摧残，但是她始终守口如瓶，尽忠诚于祖国抗战的志士，并未招出半点机密。日寇们看到刑罚无济于事，况且她身上棒创累累，生命已是奄奄待毙，遂把她送到哈市滨江医院养伤。她在养伤时也未尝中止她的宣传工作，所以该院的看护董女士和看守都受了她的感动。她病将好，三人就共同逃走，然事机不密，被敌人发觉，乘汽车追赶，在离游击队仅剩有20 里路的地点（老山头附近），又被捕了，在被押回哈尔滨后，被敌伪枪杀了。临死前，她曾壮歌一曲满江红，慷慨就义。赵一曼同志实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之女英雄。 秘密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苏维民
赵一曼与儿子宁儿 日本强盗在东北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不但表现在残暴的日本关东军及其走狗伪满军的到处烧杀，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中密布着各种形式的特务、侦探、汉奸、走狗，用绑架、恐怖、密侦、收买、威胁各种方法来搜捕抗日分子，特别是共产党的干部。1936 年以后，这种手段越见其毒辣和周密，穆棱县八面通旧中学未毕业的女革命分子苏维民，便是在这样严峻环境中与日寇做斗争的。她不怕日寇特务机关的残酷刑罚和追逐，她虽然是个诚笃忠厚的女子，但她总是以共产党员的勇气和民族节操自傲，因而很机巧地长期担任了地下秘密工作，领导着宁安、穆棱两县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为了工作必须到农村去的时候，她常是蓬头垢面，赤足褴褛地混杂在农村妇女群中，参加锄地和养猪喂羊烧火煮饭，她有计划地去做女会员的训练和抗日文化工作，并收到实效，如为抗日联军游击部队秘密买冬天做服装的棉花、布匹和医药材料。在游击斗争最困难的年头，差不多都是由她所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的女会员和儿童团的孩子们，用各种方法买到以后秘密送走的，对日、伪军的宣传品多由妇女小孩去散发张贴。 1936 年8 月末，抗日联军二军、五军联合部队在穆棱代马沟车站附近设伏，打死日寇机械化的步骑工兵300 余人，并得战马100 余匹，毁火车一列，也是苏维民同志指导地方组织与游击队配合行动的。 苏维民同志不断受到中共吉东省委重要委托，常常穿上高跟鞋、烫起漆黑的发卷，衣冠楚楚，俨然时髦女郎的装扮，像伪满贵妇人一样。她在工作行动中是非常机警而智慧，果决和大胆的，因此在1938—1939 年那样的异常年份，她常往来于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各地从未暴露，只有在叛徒宋一夫替日寇做走狗以后，日寇用尽一切方法才把她捕捉了。在日本宪兵包围了她的住所而向她伸手攫夺时，她举起大斧向宪兵猛砍，凶恶的宪兵向她开枪，把她捕走了。这是1940 年春天的事。 日寇千方百计地要软化她，她在狱中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严刑威胁，但她始终不屈，终日大骂和讪笑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走狗。苏同志的意志和精神虽然是铁的，然而人总是血肉和骨头的身躯。她的头被打坏了，脑筋受伤了，手足被打得瘫软了，然而她的心总是坚若铁石，等候死之来临。1945年8 月15 日日寇倒台了，她出于希望之外地被解放出狱了，然终因受刑过重损坏了身体健康，而成为残废者，这不能不令人对日寇和民族叛徒们义愤填胸。 八女殉江 1938 年，敌人愈加疯狂地“讨伐”抗日联军。五军一师、二师各一部于6 月下旬由佳木斯、桦川县经勃利、依兰、方正，奔五常、珠河、苇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步步为敌人封锁线，故每日战斗以数次计，终于达到目的。当秋末冬初时，一小部分人由远征地返回松花江下游依兰地区，天气严寒身着单衣，两月来只食树皮草根野果来充饥，还得坚持战斗，宁冻饿而死也没有投敌的。到时已晚，宿于刁翎河湾西岸，于次日拂晓遭遇敌袭，弹如雨下，寡难抵众，乃撤退到东岸。时当秋水泛滥，水势又急，男同志大部泅水而过，她们八人虽不能泅水，但耻做俘虏，而手携手视死如归地投入刁翎河的怒涛中。其中有： （1）冷云（原名郑志民），桦川人，任过小学教员，做过地方的秘密抗日工作，193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过五军后方被服厂指导员，远征时任妇女第二队队长。 （2）黄桂清，宁安八面通人，任过班长，1935 年参加武装斗争，为一农村妇女，入队后努力学习，大有进步，并有很好的裁缝技术，为大家所赞佩。 （3）杨贵珍，为依兰县刁翎人，1934年由地方反日会转入军队，远征时任妇女第二队副队长，为中共党员。 （4）王惠民，亦为刁翎人，全家参加革命，均英勇地牺牲于战斗中，王同志牺牲时仅为13 岁的小女孩。 同时牺牲者还有四名，其中有一安某（安顺福——编者注），宁死不屈之精神可想见一斑了（另外三人分别为胡秀芝、郭桂琴、李凤善——编者注）。 死也不舍机器的陈玉华 陈玉华同志为饶河游击活动小队中的电报员。她无论昼夜阴晴，或狂风暴雨，以至战斗场合，从未耽误过工作。一次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敌弹所伤而牺牲于战场，至死怀中还紧紧地抱着机器不放。日寇将其尸抬至饶河县街去示众，不但未能威胁了群众，反而更加深群众对日寇之深仇雪恨，就连日本鬼子与伪满兵也都为之感动。 她是宁安县一个农村妇女，18 岁时参加抗日游击斗争，由于她热心学习而成为优等的报务员，生前为中共党员。 日寇狱中的歌唱 1939 年冬季，天气酷寒，雪没过腰，北风刺骨，游击战士们的手脚全都冻伤了。从早到晚行军，只能走五六里路。敌人利用此种时机跟踪进攻，我抗联五军三师一部猛力抵抗，给敌人以不小的打击。但我兵单力弱，弹尽粮绝，又无外援，敌人兵力屡增，乃不得已而转移阵地。朱信玉、崔顺善、刘秀英三名女同志因受重伤而不能行动，同志们冒着枪弹炮火来救她们三人撤退，她们说：“情况紧急已不容许，你们快退吧！我们死了还有你们去复仇，快把这枪同子弹拿去吧！”
邓澍的油画作品《八女投江》 以后敌人把她们三人抬到宝清县城治伤侍候并加以诱骗，但她们三人毫不受诱惑，终日唱革命歌曲。敌人见势不行，开始严刑拷打，以致她们皮开肉裂，死去活来，骂不绝声。在监狱的铁窗中，常常飘出来她们三人的革命歌声，三人最终被日寇枪杀了，至死犹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东北革命成功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口号。 我们敬爱的裴大姐——成春 裴大姐是朝鲜族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她做地方的秘密抗日工作，1932 年为汤原县农民妇女会之书记，同年秋参加汤原游击队。她是发起这支游击队中的第一名女战斗员，也是发起人中之一。裴大姐是无分冬夏或雨雪纷飞，站岗放哨，行军作战，从未表示过困难犹疑，特别是善于在黑得伸手不见掌的夜间，在不透星月之森林中做侦探向导，既不畏缩又胆大勇敢，记忆力极强。她帮助同志们洗衣做饭、缝补，领导韩人男女学字、学中国话，对同志们非常地亲切和爱护。长途行军战斗中，她常常帮助伤病员，或体弱的同志们背着两三支步枪，或机关枪，另外还要背上自己的给养装具，平均起来每天都是六七十斤重量。有一次到六七里路外去运给养，她一人曾背了三斗小米，超过男同志所背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故大家都对她非常敬仰和钦佩，而有“裴大姐”之称号。 1937 年，她担任抗联第三路军后方密营之被服厂长，能裁能剪，技术熟练，在各方面都成了男女共产党员的英勇模范。 1938 年冬，她在宝清与敌人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她虽然死了，但是她的精神意志榜样，仍留在游击队员们的心目中，仍留在汤原一带老百姓的脑海中。 “八一五”东北解放了，老百姓欢天喜地，但是抚摸着14 年苦斗所受日寇摧残、压迫、剥削的创伤，又不禁愤恨。以往妇女和小孩子们所遭受的惨痛特甚，日寇在伪满统治时期，实行配给制，有劳动力供日寇奴役的男子所获到的配给粮，不足糊口，妇女和小孩长年忍饥挨饿用豆饼和糠秕充饥，或采野菜山果来饱腹。家中男子和年轻力壮的伯叔父兄终年“勤劳奉公”服各种强迫劳役，妇女增加了家庭的担负，身体健康遭受无限伤害，小孩子们的成长异常困难。的确，东北妇女，特别是经过长期游击斗争的广大区域妇女，希望在“八一五”东北解放后，在祖国的怀抱里，能够顺利地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东北妇女比起内地若干省份的妇女是较少有宗教传统与守旧的气味的，参加自由的新中国的建设是不会落后的。可惜得很，日本帝国主义倒台了，美帝国主义又伸来了一双魔手，要来代替它，攫住东北，攫住中国。卖东北有罪的国民党蒋介石，今天正在东北蒋占区域完全恢复伪满的制度，东北妇女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解放区的妇女，她们会觉悟到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以往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传统，来积极参加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自卫战，与男子并肩去抗击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者。（本文写于1947 年） 20世纪30年代，苏联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确保与日本的和平关系，降低远东方向的战争威胁。这一时期，欧洲局势日趋恶化，极大牵制了斯大林关注远东事务的精力与意愿，其对“两线作战”的隐忧不断增强。因此，莫斯科一再向日本释放友好与合作的信号。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立即表达出承认意向，并提议订立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称一旦日本同意签署条约，苏联必将同伪满政权订立类似性质的条约。不过，日本对签约问题态度颇为冷淡，认为苏联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与苏联订立条约没有现实必要且极有可能刺激英美两国，也不利于日本国内防范共产主义，甚至会激化日本政府内部的路线之争。 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远东战争危机日益加剧。1936年8月，日本军方明确提出“以对抗苏联远东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朝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约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本驻军开始在苏联边境地带频频制造事端。面对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并结合当时在欧洲推动构建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始终不见成效的客观局面，斯大林尽管仍未彻底放弃同日本交好或中立日本的愿望，却不得不重新思考与调整在远东的战略布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此后，苏联加速援助中国抗战，目的是把日军拖在中国战场，降低其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这种援助既体现在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批物资与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也体现在加强与中共的联系，向延安派出军事情报组，提供资金与物资，敦促中共对日作战。同时，斯大林仍为未来处理对日关系保留了空间，即拒绝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任何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或构建针对日本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 这一时期，莫斯科对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的挑衅行为保持克制，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态度也很冷淡。苏军通常会扣押因战事失利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将高级军官以下的绝大部分官兵移交给新疆国民党地方政府。为绝隐患，莫斯科还一度下令将远东的华人和朝鲜人迁居苏联中亚地区。1937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限令苏联远东边区在一个月内将当地朝鲜人全部迁至中亚。同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远东方面“立即逮捕所有具有奸细嫌疑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拥有何种国籍”。1938年3月，联共（布）中央干脆指示将苏联远东的华人全部迁居中亚地区，同时要求将所有关押在苏联的中国人，通过外交渠道移交给新疆的国民党地方政府[11]。 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区全权代表留希科夫叛逃。这一事件及其引发的远东军事危机，直接推动了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战政策的调整。留希科夫向日军汇报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组织系统与详细部署，交出了注明防御工事的地图和苏军正在使用的无线电代码本等重要情报，使苏联远东情报系统毁于一旦。7月末，日本与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带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天的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冲突平息后，莫斯科立即清洗远东情报系统并改组远东军事系统，组建苏联远东红旗独立第一、第二集团军，直辖于国防人民委员部。 1938年12月前后，共产国际干部部先后找到在莫斯科工作的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林莎（李伍先）、徐杰（陈潭秋）、赵毅敏（赵毅民）等人，详细了解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在同徐杰谈话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再表示，他们主要希望“搞清楚满洲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干部部还对周保中作了专门调查，确认他积极对日作战、捍卫党的路线，切实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而且“具备卓越的政治军事素养与丰富的政治军事工作经验”，“在党和游击队中有威信”，是一名“坚定的、有才能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是年底，苏军代表王新林即电邀周保中到苏联会谈，提出要东北抗联为苏联做情报工作。 综合多方调查结果，1939年4月1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名签署给远东军事与内务部门的命令，指示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援助东北抗联并帮助巩固其组织体系，在东北抗联领导人提出请求时，向他们提供“产自国外的或无标识的武器、弹药、粮食与药品，并予以工作领导”；二是审查、甄别越境被捕的东北抗联官兵，从中挑选一批可靠的人员编组小部队，派回中国东北从事情报工作，并向各地游击部队提供援助；三是远东边区政府与边防军应全力协助东北抗联的越境与情报侦察工作。这份命令还要求立即释放以赵尚志、戴鸿宾为首的350名抗联官兵，将他们派回中国东北，这批官兵在1938年越境后即遭苏联边防军扣押。 这份命令对东北抗联的历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标志着苏联开始根本调整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政策。此前，莫斯科的态度消极，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一般会遭苏联边防军扣押。该命令却指示苏联远东边区的党、政、军等相关部门全力协助东北抗联越境，并向其提供援助。第二，东北抗联部队的潜在情报功能开始受到重视。苏联此时加强情报工作，主要目的不是准备与日军的大规模战争，而是重建此前遭到重创的情报系统，应对日军情报机构的渗透。第三，命令提出以组建小部队形式从事情报侦察工作的建议，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1942年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部队官兵除了在远东野营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就是以小部队形式返回中国东北活动，坚持抗战。 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后，苏联远东边区相关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加强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关系。苏军还释放了以赵尚志、戴鸿宾为首的抗联官兵。1939年5月30日，远东红旗独立第二集团军司令科涅夫、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军事情报处处长阿廖申等人接见了即将返回中国东北的赵尚志和戴鸿宾，向他们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整编中国东北战场的各路抗日武装，统一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为此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二是在东北抗联与远东军之间搭建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定期向苏军汇报所侦获的日军情报；三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内部整顿，强化对部队官兵的甄别、审查与锄奸工作。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苏军“以武装直接援助东北抗战”。赵尚志一行返回中国东北后，一面努力推动东北抗联实现统一，一面积极开展对日情报侦察工作，与苏军建立了密切的情报往来。东北抗联各部经常越境苏联取得武器、弹药和服装，并领受侦察任务，以莫斯科指示中建议的小部队形式侦察日军情报，并“破坏敌人之交通、仓库、军事设施”。这些小部队一般由几个人或十余人组成，接受专业训练，并配备电台和轻型武器。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5月至9月16日，苏联与日本围绕边界领土问题爆发了“诺门坎冲突”。由此冲突所引发的远东战争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进程，将赵尚志一行派回中国东北，即有在战时加强对日情报工作的现实考虑。 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并不顺畅。原因有三：第一，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东北抗联的游击作战与情报侦察能力。当时，不仅东北党内不团结，“各军也不统一，甚至军事上也是各据实力，各自为政”。苏军对赵尚志担任总司令的任命，在东北党内引发严重争议。中共北满省委最初就以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为由拒不承认这一任命，还指责赵尚志“紊乱了组织系统”。第二，东北抗联叛变事件日渐增多，大大降低了苏军对这支部队的信任。莫斯科收到的一份情报就显示，日军情报机关正向东北抗联派出大量奸细[24]。第三，随着战争日益严酷，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游击战争陷入“完全失败的苦境”。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苏军召集周保中和赵尚志、冯仲云分别代表吉东、北满到苏联开会，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这是历史上东北抗联领导人第一次集体越境。关于这次会议的缘起，现有研究普遍强调东北抗联一方的主动性。至于其目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恢复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还有观点认为是解决赵尚志的问题，即北满党内派别问题。鉴于会议期间苏军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协助东北抗联联络中共中央，那种认为召开会议是为恢复与中共中央关系的看法并不成立。周、赵、冯三人能越境到苏联开会，本身就离不开苏军的协助。周保中在1943年给苏联代表的信中说，自己曾经三次接到去苏联开会的通知，到苏联后才被告知“由于共产国际的同意，远东红军领导方面将要帮助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由此，会议更可能是经共产国际指示，由苏军发起并主持的。 苏方召集开会的主要目的，应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并为双方关系确立原则。一个重要佐证是，苏联远东情报机构在1940年9月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对东北抗联的描述是“我们改编过的”。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确有体现“改编”之意。他们主要是向周、赵、冯三人系统了解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组织结构与斗争策略等，并主持讨论东北抗战的统一问题。会议决议主要确定了双方新的关系模式，指出远东军将对东北抗联担负起党、政治、组织和军事的指挥责任，与东北抗联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建立统一的游击运动以及统一的组织与指挥体系；东北抗联要转变斗争策略，保存现有实力，为苏军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决议还特别提到，应当肃清东北抗联内部的日本奸细，并对部队官兵的越境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周、赵、冯均表示愿意接受苏军领导。 会议结束后，周、赵、冯三人立即返回中国东北传达指示。吉东与北满在与苏军建立联系、为苏军执行情报任务的问题上，态度是肯定的。1940年4月至10月，周保中利用从苏联带回的电台收发电报90余份，向苏军汇报日“满”军在东北一些地区的部署、兵力、调动、运输等情况。北满方面接获冯仲云传达的信息后立即致信王新林，表示愿意改善情报侦察工作，同时在党内、军内发出指示，称情报侦察工作已经成为争取抗战胜利“有决定意义之一环”，要求各部“即刻建立专门侦探机关（侦探部），设侦探科专司其职，选择良善、诚恳、机警、有经验的干部，实际进行工作”。但是，东北抗联各自为政、矛盾重重的局面并未有大的改观，而苏联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关系也未完全理顺。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署同盟条约，虽专门指明不针对苏联，但很难说消除了苏联对战争的担忧。当月，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与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详细阐述了“爆发日军大规模侵苏战争”的可能性，指出“日军能够集结超过50个步兵旅、12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这些坦克和飞机以及至少30个步兵旅在25天至30天内就能完成集结”，建议“整编能够增强我们国防安全的各种力量”。同一时期，有关日军蓄意挑起边境冲突的情报被提交给莫斯科的高级情报部门。鉴于这种形势，总参谋部侦察局局长戈利科夫在给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建议援助中国抗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中国东北情报人员的组织与培养。 此时，东北抗联各部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周保中在给王新林的信中指出：“各地域游击队活动单位减少，游击队人数极度缩减……今年冬季若无最直接有利的外部条件，那末情形的严重和失败的可能，是可以预先估计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的问题。”他建议苏方“收集东北游击队残存的力量，蓄备和组织与东北四省有关的斗争力量，应付不久到来的新局面”。苏方显然清楚东北抗联的危机，一些人甚至明确指出，东北抗联“没有远东军帮助是不可能和日寇斗争的”，“这样的斗争下去没有甚么效力，没有什么结果”。 令苏方更为警惕的是，根据苏军情报，东北抗联已遭日军严重渗透。1940年9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指出，“近来在加强对满洲游击运动讨伐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正采取更为精确的方法从内部瓦解游击运动”，包括向游击队派出大量间谍以及组建冒牌的东北抗联部队越境苏联搞军事侦察，这些冒牌的东北抗联官兵大多能混过苏军审查，“赢得我们信任并深入我们领导满洲游击运动的指挥中心”，因而“必须采取措施清洗游击队中的日本奸细，将他们带到苏联审判”。1940年，仅哈巴罗夫斯克边防军就逮捕了上千名来自中国东北的越境者。经审查，其中267人是东北抗联官兵，245人是日本间谍。无独有偶，1940年9月，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警卫队直属部队党员大会决议指出，“反奸细斗争”已经成为部队“最重要的任务”。加强远东情报工作与应对东北抗联生存危机的迫切需要，应是促使苏军召集第二次伯力会议的重要原因。 1940年9月底，王新林向东北抗联“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发出到苏联开会的通知。为确保他们准时到会，他在通知中谎称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会并“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对于自1938年就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迫切希望恢复联系的东北抗联领导人，这不啻为他们前往苏联开会的最大动力。11月初，接到通知的抗联领导人相继进入苏联。“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中央代表是否来到，见人就问的，都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周保中事后也讲，他去苏联开会的主要原因是听到有中央代表参会。然而，参会代表并未见到中共中央代表。苏方起初对此含糊其辞，称“来否未定”，最后明确通告“不来了”，这一度让参会者感觉会议就是一场“骗局”。 这次会议自1940年12月断断续续开到次年3月。获悉中共中央代表无法参会后，周保中、张寿篯一面就此提出抗议，要求苏方确切说明会议“性质和任务与范围”，并协助“建立确定的中共中央关系”；一面提出将在党内讨论批准东北游击运动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的原则指示。1941年初，周保中组织参会代表召开“准备会议”，就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诸多问题形成决议案。然而，由于无法联络中共中央，这些决议均未经中央批准，实际上不是最后决定。2月，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主持会议，决定将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的原则指示，重申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帮助和指导”。对于此种会议局面与成果，周保中曾抱怨苏方“缺乏适当的确定的主张，结果空费了许多时间，作了无益的争论”。 事实上，莫斯科与苏联远东军都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其“确定的主张”应是借此会议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王新林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甄别与调查。他在给所有人发出会议通知之前，曾专门指示周保中收集并提前通报有关东北抗联各部情形、战斗行动的资料与“关于敌人之一切军事策略和行动，以及所得之胜利文件”，包括俘虏审讯记录。会议期间，他要求前来参会的抗联领导人围绕苏方事先拟定的19个问题分别提交报告。这些问题包括东北党各级组织和领导系统、领导人员名单、选举机制、社会成分、年龄分布、党内生活、工作机制、群众工作、青年工作、宣传工作等。他还要求各部详细汇报自己所辖官兵的履历及牺牲、越境人员名单，面临的主要现实困难与希望得到的援助。 苏方还对周保中作了详细调查，形成了多份鉴定报告。1941年1月至2月进行的两次调查对周保中的评价是“有军事才能”“富有经验”“忠诚”“有威望”。在3月的调查中，共产国际干部部专门征询了负责东北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的意见，调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包括周保中在莫斯科读书时曾因参加托洛茨基小组被开除党籍的档案、杨松负责东北工作时的报告等。3月14日，共产国际干部部的维尔科夫和久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提交调查报告，再次确认周保中是一名合格的军事领导人，但同时建议对他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调查。 会议期间，苏方还以国际主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致性为由，提出要东北抗联取消原有系统，与远东军合并[57]。这个建议在东北抗联内部引起分歧与争议。一些人强烈指责苏方此举是要“取消抗联，收归己用”，但也有一些领导同志认为可由王新林公开担任东北抗联的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战。周保中坚决反对，指责苏方的建议“否认了中国革命须要自力创造，否认了局部斗争，否认了联邦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的区别点”，他提出东北抗联可以依照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苏联搞情报，但绝不能给苏联做侦探。经过周保中的努力，东北党内最终围绕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致使苏方的要求无果而终。 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参会代表按照王新林的要求提交了一系列报告与各种资料。这些报告与资料，连同苏方各种调查报告被陆续提交到莫斯科。1941年1月3日、4日，莫斯科情报部门官员连续两天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东北局势与东北抗联的党组织问题。1月16日，情报部门官员与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再次与季米特洛夫讨论东北党和东北抗联问题。在2月24日的讨论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作出了相关指示。结合前文所述，这次会议的整体情形与会议期间关于东北抗联领导人的调查，显然不会令季米特洛夫满意。接到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交的周保中鉴定报告后，3月17日，季米特洛夫找久津当面了解东北抗联领导人的问题，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那里极不顺利。” 第二次伯力会议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给苏方“极不顺利”的感觉，但总体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尽管未能按照自身意愿实现对东北抗联的掌握与整编，苏方仍以会议正式文件的形式重申了对东北抗联“非正常的、临时性的”的指导地位。会议期间，王新林完成了对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全面的调查，对主要领导人乃至每位官兵也都作了详细调查。这不仅为苏联远东边境的反奸工作提供了现实帮助，也为将来整编东北抗联以及派遣小部队执行情报任务奠定了基础。在抗联方面，经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的努力，会议确立了一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原则，包括苏军对东北抗联的领导须符合中共的现实政治路线，对部队的调遣要经过东北抗联指挥部，要尊重中共的组织系统，要适合东北抗联的内在需要等。 “停止派遣” 令前来参会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能立即回国，而是滞留苏联直至抗战结束。1941年5月，王新林（即索尔金）突然以“环境不许可，恐怕招致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挑拨”为由，要求在苏东北抗联官兵“停止派遣回满洲”。对此，现有研究一般接受周保中当时的看法，认为是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导致“停止派遣”。这份协定及其标识的苏日友好关系，是莫斯科从30年代初就孜孜以求的目标。协定签署后，斯大林的确逐步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放弃了与中国一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但这份协定能否构成东北抗联“停止派遣”的原因，还值得商榷。 很多迹象表明，莫斯科与东京的战略共识并未立即为双方远东职能部门所感知或贯彻实行。一方面，日本军方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仍然没有能摆脱远东苏军的沉重压力”，没有立即削减对苏军备；另一方面，来自苏联远东情报机构有关日本将蓄意挑起冲突的情报，仍被大量地提交给莫斯科。很多情报都提到日本情报机构派到苏联的间谍数量急剧增长，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等情形。出于确保远东国防安全的考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指示警惕日军突然进攻，要求加强军事部署。内务人民委员部则指示筹建远东情报部队，以备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到敌后战略据点与中心”。由此，“停止派遣”的缘起与其说是莫斯科不愿破坏苏日关系友好气氛，不如说在为潜在的苏日战争作准备。 王新林要求东北抗联“停止派遣”，显然破坏了双方刚刚在伯力会议上确定的关系准则，而抗联领导人长期留苏不归必将对东北抗战造成严重影响。周保中告诉王新林，“停止派遣”将使在东北的部队失去领导和组织，“以至不能支持而走到最后瓦解”，强调这一指示既非中共中央发出，也未经东北党讨论，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他还抱怨王新林“只是站在苏联远东军的一方面，而不是兼顾到中国东北斗争环境的实际需要方面”，称“革命部分的利益应服从整个利益”并不意味着“使整个革命利益去缩减了部分革命利益在整个范围的合理存在和发展”。抱怨归抱怨，他最后还是提出：“如果远东红旗军负责同志认为派遣游击队对于目前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有妨碍。决定不派遣我是不能不同意的。” 既然清楚“停止派遣”的严重影响，东北抗联领导人为何接受呢？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停止派遣”一定程度地契合了东北抗联当时的战略需要。由于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如何保存实力成为当时摆在东北抗联领导人面前的共同问题。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周保中在吉东党、第二路军总部的会议上就表示：“总部亦有对整个形势的相当顾及，就是在最严重的活动情形时，所应采取的办法，或者是坚持牺牲到底，或者是设法保存自己的基本实力，使队伍得到相当的休养与训练，以图谋再度的斗争。”他说，即便没有王新林召集会议，也会越境保存实力，称到苏联是“在与中央关系不密切的条件下，在最紧张的环境中认为在保存实力图谋再度积极斗争所必需的办法”。他当时还建议王新林在“直接领导援助”东北抗战完成统一后，将新设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放在哈巴罗夫斯克。 苏方要求“停止派遣”，在东北抗联部队中间引发严重争议。鉴于此，周保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说服工作。在现实层面，他说由于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东北游击运动之工作联系已经绕到苏联远东边防关系上……不能以局部要求与整个形势相违背，不能使日寇藉口挑拨”；在理论层面，他论及抗战与革命的联系，说“历史使命规定了我们不简单就在于完成民族解放斗争，而是要在完成民族解放斗争之直接继续，以求达到中国工人阶级共产党之最后主张”，要求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理解问题，强调苏方此举是“为中国革命增强斗争力量”。为尽量降低“停止派遣”造成的消极影响，周保中在重新部署东北各部的同时，要求在苏官兵严格保守中共党组织与游击队的系统，争取同中央恢复联系，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 苏德战争的爆发极大推动了东北抗联领导人观念的转变。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立即呼吁全世界共产党“保卫苏联”，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目前“讲的是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当时身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周保中、张寿篯不难获得莫斯科与延安的宣传出版物，因此极有可能受到这些宣传话语的影响。7月4日，周保中专门向部队官兵阐述了保卫苏联的重大意义。他提出两个“祖国”的概念，即“工人祖国”（苏联）与“民族祖国”（中国）。他说，苏联是全世界工人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形势下，保卫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之直接的国际任务，“保护工人祖国——苏联，与保护我们民族祖国——中国的任务是同等重要，而不能分为谁主谁从”。 因观念的转变，东北抗联领导人对部队改编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主动提出愿意服从苏军的任何战斗指示。他们分别在6月底、7月底联名致信王新林，提出“同意把东北党和现有游击队归并和转入远东军的系统直接指导直接命令”。在6月24日给王新林并转苏军负责同志的信中，他们解释了自己的立场，说“过去……我们认为东北全部革命问题和党组织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有得到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执委之指示才有完全解决之可能。但是在我们工人祖国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们认为全部满洲革命问题，可以接受你的任何适当之直接措置和行动指示”，“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我们留在现地人员派到西方第一线去”。这一转变实际上为后来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统一了思想。 令人不解的是，苏方明确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必须保持东北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结合苏方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的立场，以及1942年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实际做法，这种解释很难说反映了其真实意图。笔者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深入探究苏方的真实用意。不过，此后由于情报工作的不断加强，以及此类工作的特殊性质，东北抗联未能实现整编与统一指挥的情形很快成为苏军与东北抗联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的矛盾点。苏军经常擅自派遣部队人员的做法让周保中大为不满。他向王新林抱怨苏方不仅违反“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规定”，还“完全忽略了苏联政府援助东北游击运动的根本用意，忽略了国际兄弟党的工作诚恳性”，要求苏军负责同志“对于东北游击队的工作进行，应当注意到原则性”。事实上，这些矛盾也使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有了现实必要性。 苏德战争爆发后，远东战争危机一度迅速上升，大量有关日本将追随德国对苏宣战的情报被提交给莫斯科。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确有“北进”与“南下”之辩，1941年6月24日制定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草案确定了“继续向南扩展”的方针，同时要求“秘密做好对苏战争准备”。7月2日，首相近卫文麿要求“在南进的同时，随时解决北方问题，以消除北部边境的忧患”。此后日本加强对苏战备，并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启动日本陆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征召与动员，使驻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军倍增，达到70万人，补充了大量武器装备，还新编第五舰队以备对苏作战。日本御前会议的这些决议很快就被莫斯科派驻东京的情报机构获悉。 日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活动引起苏联远东军的高度警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的情报机构远东边防军总局每天都向莫斯科汇报有关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制造的冲突事件，并着重提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活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局长韦谢洛夫等给莫斯科的报告指出，日军正向远东苏联边境地区派出大批情报人员。远东边防军总局11月2日同时提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总参谋部的报告再次提请注意苏联远东地区日益猖獗的日本间谍问题。为应对这一局面，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莫斯科“训练情报干部应对远东战事”，称一旦战争爆发，可将这些干部派到“敌人的战略据点和中心执行侦察任务”。 这种战争危机在1942年春日本攻占新加坡后陡然上升，成为莫斯科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重大威胁。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多次致电中共中央，敦促后者准备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正规军和游击队到中国东北对日作战。1942年4月14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波罗诺夫提交题为《苏满边境局势》的报告，详细评估了驻东北日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种种迹象，包括正加紧修建工事、公路与要塞；征召预备役，并撤离边境居民和工厂，增强军事部署；不断派飞机和间谍对苏情报侦察；在苏联边境公开散布信息，称日本将根据与德国的协议，于1942年上半年进攻苏联。这一时期经常发生日军射击苏联边防军、边防哨所与边境居民的事件，“擦枪走火”的风险很高。 鉴于这种战争风险，莫斯科指示远东各部制定详细的反击作战方案，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确保部队与舰队做好完全战斗准备”，同时从西线抽调两个坦克旅、三个炮兵团到远东。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还作出指示，加强了远东边防军的装备与人员配备。根据苏军的要求，周保中也拟定了东北抗联反击作战方案（即“抗联游击部队非常时期计划”），详细部署了在战争爆发条件下东北抗联各部的游击区、领导机关及相关负责人、部队编组、所需武器装备、具体任务及实施方案、根据地、隶属关系及通信联络等。此时，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部内，是否必需要由你方面委任苏联同志担任军事、政治人员”。这是第一次提出苏联军官在未来整编的东北抗联部队任职问题。 莫斯科与远东地区对当地情报工作也格外重视。1942年初，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联共（布）中央在远东组建特种训练班以“培训情报干部”。此后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在中央机关内部设立高等训练班，为边防军情报系统培训干部，并特别指示远东边防军“强化情报工作”，增加派往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数量。4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远东各州、各边疆区内务局在远东当地甄选可靠、可信的人组建“亲苏”的情报部队，称“这些‘亲苏’部队在必要时能够作为游击队使用”。7月至8月，莫斯科再次指示远东地区各州党政军机构做好游击队的组织与培训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整编东北抗联以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价值，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 7月16日，王新林正式通知周保中，将以留苏东北抗联部队为主体组编教导旅。根据苏方设想，教导旅将按千人规模建制。除了在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包括外出执行任务者）500人至600人，苏军还增补200余名远东华人与一批苏联军官。教导旅所有官兵“一律实行红军制式”，“一律依照红军定制编练受训”。教导旅下辖四个营，即第一营（第一路军，金日成、安吉为正、副营长）、第二营（第二路军，王效明、金策为正、副营长）、第三营（第三路军，王明贵为营长）、第四营（第一、二路军抽调人员及第五支队其他方面补充之人员，姜信泰、季青为正、副营长），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这种整编，积极地看，是照顾到东北抗联各部对东北不同地区的熟悉情形，方便未来派遣；消极地看，则是保留了原有的组织与系统，未能根本消除东北抗联内部的矛盾与分歧。 苏军虽然一再声称尊重中共的组织关系、政治路线与独立性，且保留了中共组织与领导系统，但实际上通过组织与指挥系统的设置，实现了对教导旅的严密控制。一是旅内设立了苏军内务部的工作机关，这一机关直辖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受教导旅司令部节制。该机构对教导旅所有官兵都建有详细的档案，掌管直接审查、征调与秘密逮捕之权。二是教导旅从旅司令部到营、连，每一级机关都派有苏联军官，旅、营参谋长和参谋，旅政治部主任和政治部主要科长，政治副营长、副连长等均由苏联军官担任。 国防人民委员部还联合共产国际详细调查了被委以要职的抗联干部。1942年10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总局请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对周保中的鉴定报告。共产国际干部部在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进行的调查基础上形成了鉴定报告，虽然再次提出需对周保中履历中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调查，但结论部分仍然确认周是一名“坚定的、富有创造力的、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可以担任军事领导职务”。 结合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组织指挥体系与人员的设置，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2年夏，围绕是否把东北抗联归并和转入远东军系统直接指挥的问题，苏方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方对此一度持否定态度，尽管这一建议是由东北抗联主动提出的；然而，1942年夏苏方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却遵循了上述思路。导致出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1942年春夏远东战争风险的陡然加剧。从其后苏方对教导旅的角色定位来看，这支部队除了要承担情报侦察与情报干部的培养工作，更重要的使命是未来战争条件下成为“作战部队的侦察联络小队”。1944年1月，王新林在教导旅联共（布）党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苏联的远东国防，准备“远东大战”。 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王新林向抗联领导人一再强调教导旅对中国抗战的意义，称教导旅可为中国抗战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在东北转入直接战争的新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对此，周保中是肯定的，并在给许多人的信中表达了这一立场。7月24日，他在给特别派遣工作人员的信中指出，教导旅组建“不但免去了在东北斗争中有被日寇消灭的危险，而且对于将来发展的巩固基础，已得到了完全保证”；26日，他在给金日成等人的信中称，“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前途问题以及斗争策略，中共东北党组织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全有保障的解决办法”；8月13日，他在给金光侠、高历友的信中称，“东北中共党组织问题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前途胜利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满的有保证的办法了”。 纵观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的整个进程，苏联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其间，苏方政策与行为的基本逻辑是确保远东国防安全，应对可能爆发的苏日战争。正是在东北抗战由盛转衰的1938年下半年，苏联开始调整政策，指示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援助。此后，苏军先后两次召集伯力会议，目的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推动东北抗联实现统一以增强其作战与情报价值，同时开始借助东北抗联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随着远东地区战争危机不断升级，1942年夏苏军以在苏东北抗联部队为主体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军序列，并实现了对这支部队的严密控制。本文并不否认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抗联官兵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信念与忠诚，以及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只是强调来自苏联的因素对这支部队的历史变迁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关注1938年以后的东北抗联历史，尤其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历史，首先需要建立一种国际史的视野，尤其要格外关注苏联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2年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东北抗联历史的变迁实际上可被视为莫斯科远东战略不断调整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这一时期远东地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体现。如果忽略这一点，忽视苏联因素对这一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或是单纯以中国革命史或东北抗战史作为叙事主线，那么，对在此期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理解与描述就可能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由此建构的历史叙事链条也很难实现最基本的逻辑自洽。随着各方档案的不断公开，这一点必将一再被证实。 从1936年开始，东北地区各抗日武装陆续整编为东北抗联，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农民起义军、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抗联发展时期，中下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军事素质普遍偏低，迫切需要建立一座学校来提高抗联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军事素质，提高东北抗联的战斗力。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和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等倡导下，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在伊春成立，学校地址最初在伊春河畔（现伊春北山公园内），由于敌人对小兴安岭根据地的进犯，后迁到乌敏河畔和翠峦河畔一个叫“老营盘”的地方。另外，东北抗联第三军还有一座电讯学校，开始阶段在铁骊县巴兰河畔的张木营子，1936年底迁到伊春与抗联政治军事学校合并。 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成立以后，名称也是几经改变。1936年1月25日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决议中指出：“为了教育和养成大批军政干部，设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官学校。”这是该军校最初定的名称。 1936年5月4日赵尚志致信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政治部主任金策：“最近联合军司令部政治部之政治军事学校已经开设，第一期试验性的。”该校第一期开学时校名是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虽然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就发表了，但是东北各抗日武装部队是陆续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其中，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于1936年8月1日正式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于1936年9月正式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改名为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的时间大约在1936年7月前后，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7月份毕业时，所发的毕业证署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 1936年9月制定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草案》中确定：“本校系孕育于数年来东北武装民族革命战争中，而其产母则为东北抗日联军，故定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 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设校长1人，副校长1人，教育长1人，总务主任1人，俱乐部主任1人，教官若干人。据“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决定记载，“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李兆麟”。赵尚志当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后改任北满抗联总司令）；李华堂是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副总指挥，后任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兆麟任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他们3个人都身担重任，因此学校的日常工作由代理教育长、政治教官侯启刚负责，侯担任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1936年9月冯群（冯仲云）任学校教育长。冯仲云当时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也是身兼要职，学校教育长工作还是由代理教育长侯启刚负责。总务主任由三、六军汤旺河总留守处处长李靖宇兼任。 校长赵尚志作为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深知办好这所学校对抗联作用有多大，所以对学校的重大事情和主要工作都是亲力亲为，对学校的创办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赵尚志是“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被推举为“北满抗日司令部总司令”，他组织和参与了会议决议的起草和讨论。在这个决议中，确定了建立军校和领导的人选问题。赵尚志亲自部署和签发命令，派李兆麟率部武装占领了汤旺河沟里为后方基地，为创办军校创造了条件。赵尚志签发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草案）》和《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对学校的宗旨、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时间以及学校的各种纪律都有具体规定。同时他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军事教育纲领》，规定了军事课的教育目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赵尚志亲自过问、组织和调派教官和学员事宜，如给三军四师领导写信，指示其与吉东特委商谈派选教官事宜；又如派李兆麟为第一任教育长，派于保合为第三军电讯学校校长，创办了三军电讯学校，后与政治军事学校合并。以上事实说明，赵尚志对军校的建设和组织是有很大贡献的。 学校的教学 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共举办三期。学校学制分长短两种，长期班6个月，短期班3个月。第一期教官为侯启刚和张德，第二期教官为侯启刚、张德和张文廉，第三期由于抗联第三军电讯学校并入，教官数量增加至侯启刚、张德、雷炎、于保合和王玉升。侯启刚主讲政治课和统一战线课；张德主讲政治经济学和军事学；张文廉是学校秘书兼职教官，主讲文化课和地形学；雷炎是学校的俱乐部主任，也是兼职教官；于保合是原电讯学校的校长，主讲无线电和电台报务。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草案》中对教育课程做出规定：“本校为培养进步的革命的政治、军事干部起见，在政治课程上授以革命的国际与国内政治常识，革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科学，革命的战略与战术等。而于军事学，除进步的军事知识外，尤于目前之实际游击战争科学，有所教授。”学校教官张德、于保合以及学员王明贵在回忆录中回忆：军校的教学内容包括政治课、军事课、文化科三类，电讯班学员增加电信技术课。 政治课主要讲政治经济学常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军事课是学校的教学重点，校长赵尚志亲自主持制定了《军事教育纲领》，规定了军事课的教育目的、宗旨、原则和要求。其要点如下：“教育目的：在促进革命斗争中的军队作战基础上，达到以迅速敏捷行动消灭敌人，或避免意外的损失与牺牲为目的。”“教育要旨：养成战斗员在战场上的各种战斗技能及技术敏活的、自动的各种战斗动作及战斗有关系的一切勤务（阵中勤务）。同时养成干部人员作战指挥和统率能力。尤在于适合游击运动的斗争要求及其特长，并养成正规军的一般基础。”“教育原则：采用革命军事教育原理为根据，完全用启发自动性，多用示范和解释。在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规定出统一的陆军各兵种操典情况下，采用一般军队的教育的原则、方法。”“兵种操练：分基本教练、应用教练、技术教练。在军事教育上，一般要注意建立步兵教育基础，骑兵部队的特殊教育，须有最低限度的进行。”“教育要求：根据抗联部队的特殊性——正规军的形态基础，游击队的斗争生活，军事教育要注重实际效用，把常识与斗争经验教训连贯起来，除却形式主义。军事课还包括出操（队列、口令）、紧急集合、行军、射击、拼刺等方面的军事技能训练。文化课的教学主要针对抗联干部的文化水平较低，把识字与写字作为重要的内容，学员每天必须学会35个汉字，教官要求每个学员上午学的汉字晚上要在黑板上默写出来。通过文化课的学习，大多数学员达到可以写信、读写军事命令和看懂文件的水平。电信技术课包括电工学、无线电常识和电报机原理，收发报练习、国际电语练习等，让学员掌握电台使用和修理技能。”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建立在小兴安岭的抗联密营里，学员们学习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没有正规建筑的房屋做教室，学员们只能在光线不足的半地窨子房屋里坚持上课。没有黑板和粉笔，学员们用刀将大块的木板砍平，用小块木炭在木板上写字、画简易地图。板上写满字后，抬到大河边刷洗干净，晒干后再写字。没有纸和笔，学员们用白桦树皮当纸、木炭当笔，用小木棍在河边的沙滩练习写字、画地图。学员们平时只吃玉米面、橡子面窝窝头和咸菜度日，时常断粮，以山野菜、山野果充饥。但学员们的精神生活都特别充实。在学习之余，学校俱乐部时常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学员踢足球、唱歌、讲革命故事、编演短小的抗战戏剧，鼓舞抗联战士们的斗志。 学校的教官不仅是抗联中的知识分子，还是担任过军、师、团政治军事主官，有实战经验的军官。 代理教育长兼政治教官侯启刚是抗联为数不多的理论家，曾就读上海华中大学。1936年3月8日，侯启刚被派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即“双龙”队汪雅臣部，后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任军政治部主任，是军长汪雅臣入党介绍人。侯启刚在教学过程中相继写出《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和《东北反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两本教材，供教学使用。这两本教材被编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 1937年8月，侯启刚任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没有到职）。1939年1月14日，北满抗联总指挥部作出决议，撤销侯启刚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职务。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省委批准北满抗联总指挥部的决议，开除了侯启刚的党籍。被开除党籍的侯启刚在铁骊尖山子一带与三军三师七团屯垦队一起活动。在后方密营，侯启刚一边养病，一边写申诉书。1941年夏，他离开抗联部队，进关来到山东解放区，准备去延安找党中央继续为自己申诉。他进入山东解放区后正赶上山东肃反审干，侯启刚被一个女人诬告与其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进而被诬陷为日本特务。侯启刚因不堪其辱，自缢身亡，时年34岁。 张德又名陈维哲，1935年毕业于苏联东方大学，抗联军政学校停办后，任第三军七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随部队进入苏联后被遣送新疆，任盛世才政府财政厅长，后被捕入狱。1942年出狱后脱离了党组织，1953年重新入党，1954年任锦州市中心医院副院长，1988年6月30日病逝。 张文廉毕业于北平第17中学，1935年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先后任学校秘书兼教官，三军军部秘书，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三肇地区工委书记，1940年冬被日军杀害。 雷炎毕业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担任过海伦县党支部书记，领导建立海伦抗日游击队。1936年3月，雷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留守团政治部主任。同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雷炎先后担任五师、九师参谋长和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6年末至1937年初，雷炎任政治军事学校俱乐部主任兼教官。1939年初，雷炎任抗联第四支队队长，率领70多名骑兵路经绥化四方台附近的李老卓屯宿营，第二天被汉奸告密，700多日伪军重重包围了李老卓屯。雷炎率领部队打死100多敌人，在突围中不幸负重伤。当他们冲出了包围圈来到西泥河的时候，雷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8岁。 于保合1934年1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军事电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当时他刚满20岁，是吉林市江北区的团委书记。回国后创建了抗联第三军电讯学校，任校长。1939年他再度去苏联学习。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通讯处副处长，军委总军械部雷达局副局长，成为解放军首屈一指的通讯专家。1956年以副师级的级别被授予上校军衔。 王玉升又名纪汉卿，是珠河抗日游击队13名创始人之一，曾任第三军三师师长，因一次违纪受处分到军校任军事教员，1937年2月任三军留守团连长，同年夏在攻打萝北老道沟金矿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 学校总务主任李靖宇后来任3军军法处长、代理参谋长，1938年6月受组织派遣担任苏联远东军区沈阳情报组织部长。李靖宇在沈阳以开商店、办工厂为掩护，积极发展地下工作人员，搜集了大量有关日伪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1945年8月东北光复后，冯仲云到沈阳担任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副司令，李靖宇协助冯仲云参加政权接收工作。11月，李靖宇陪同冯仲云欢送抗联的朝鲜战友回国，在返回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受重伤住进医院。冯仲云回哈尔滨之前，嘱咐李靖宇伤好之后就回哈尔滨，要多加小心，因为其身份已公开。不久国民党接管沈阳，受伤住院的李靖宇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据教官张德、于保合和学员王明贵（六军三师八团团长）等人撰写的回忆录表明，学校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大约50人，第二期和第三期大约各100人。学员分军官班和学生班。军官班学员的来源以第三、六军的干部为主，部分来自九、十一军，入校前级别是连级以上。六军参加学习的学员最多，如师长马德山，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徐光海、张兴德，团长黄龙济、李凤林，团政治部主任尹世昌，军需官赵相国，副官曹玉魁，军长夏云杰警卫员林国兴。三军的学员有三军五师代师长王德富，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团长宋喜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高吉良，三师二团保安队长张凤歧等。十一军参加学习的有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等。学生班是具有中等学历的学生。电讯班有9名学员，全部来自三军、六军和十一军 学校的管理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不同于抗联其他部队办的随营学校和培训班，还在于它制定了严格的招生、考试和管理制度。1936年9月10日制定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草案》中后附招学简章。对入学资格规定：“凡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相当战斗历史，真正为抗日救国者，不论是否识字及文化程度高低，经联军各军及反日部队领导机关签名派送，经本校批准者，皆得入军官班。凡具有中等学历，经本校考试或抗日救国会代为考试而认为合格者，皆得入本校学生班。” 在《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草案》后附招学简章中还规定入校有6道试题：1、满洲国所行的教育是什么教育？2、满洲国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3、日本会永远统治东北到底吗？4、国民党为什么卖国？5、东北青年的出路是什么？6、东北抗日联军有几个军？都在什么地方活动？ 学校制定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纪（转37页）（接21页）律草案》的落款时间为1936年，没有具体日期。而《纪律草案》的发布人是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冯群（冯仲云）。《纪律草案》规定惩罚总则分六种，包括开除校外、解除武装处罚劳役、举枪立正、处罚勤务、徒手立正、口头警告。纪律详则规定包括：关于军纪、风纪纪律条例，关于军礼纪律条例，关于值班勤务纪律条例，关于武装保存纪律条例，关于弄枪走火纪律条例，关于公发公有物品保存纪律条例，关于授课时间纪律条例，关于内外勤务纪律条例，关于其他日常生活纪律条例，关于夜间紧急集合纪律条例。《纪律草案》最后指出：“以上所规定各项处分条例，当然不止于单纯处分而已，首先则在于其自觉错误根源究在何处，故每于其接受处罚后，尚须申述其受处罚之是否正确，并以后能否改正与觉悟，使同学认为满意而后止。”至于处罚的时间，《纪律草案》规定：“首先以不耽误正当课程为标准，因而时间至多者，不能超过两小时。” 学员毕业时，学校举行毕业考试。毕业考试采用口试方式，每人单独回答。考试合格者军校发毕业证书。第一期学员的毕业证是由秘书兼教官张文廉刻印的，印有红旗和五角星图案。第二期毕业证书是张文廉用油印机套色印成的，字迹工整、大方，上面有校长赵尚志、代理教育长侯启刚的印章。毕业的学员回到部队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大部分牺牲在抗日战场，只有王明贵（开国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少数几个人看到了新中国胜利的曙光。 七七事变爆发后，活动在吉东地区的抗联各军主动出击，英勇作战，积极配合全国抗战。但由于各军分散各地，独立活动，缺乏统一领导，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7年9月，中共吉东省委常委、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由依兰东部返回牡丹江左岸四道河子后方密营。为了确定以后的斗争任务和统一吉东地区的军事领导问题，9月29日，由周保中主持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势，研究确定了面临的任务。会议指出：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不仅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而且是为了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全国抗战。会议研究的主要事项有：成立抗联第二路军问题，关于抗联第四军领导关系及军部整顿问题，抗联第五军部队整顿及游击活动问题，部队经济问题，路线与工作问题，交通联络问题。关于地方工作、农村工作及军队关系，今后工作布置等。会议认为，为了促使日军主力作战方面迅速崩遗，同时应避免东北抗日联军受日军各个击破，依政治的战略目的，吉东方面各抗日部队应有一个统一的军事组织。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组建抗日联军路军的指示，决定继在东南满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之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会议决定委托宋一夫（吉东省委书记）人周保中(抗联第五军军长)人鲍林（勃利代表）人苏维民（宁安代表)张中华（中东路南代表)、姚振山（东北义勇军第一路司令人柴世荣（抗联第五军副军长)、李延平（抗联第四军军长）人关书范（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王光宇（第五军第二师师长）、王毓峰（抗联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人曲成山（抗联第四军第一师第一团政委）人王荫武（救世军军长）人陈翰章(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师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备委员。会议决定，务于最近期间，完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发表通告，宣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正式组成，周保中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以四、五两军为中心，包括二军二师、东北义勇军‘抗联'吉东游击军部队，以及救世军部队为参加部队”。原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因担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工作，抗联第五军军长一职由副军长柴世荣担任。柴世荣，原名柴兆升，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幼年随家逃荒到吉林省和龙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民救国军，任第四旅旅长。 1934年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并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任反日同盟军第五军、抗联第五军副军长。会议对抗联第八军是否参加抗联第二路军建制序列问题，议定待与北满政治军事负责人联系及征求抗联第八军首脑干部意见后再行决定。以后，根据抗日武装斗争活动区域的变化，抗联第八军以及抗联第七军、第十军都参加了抗联第二路军建制序列。抗联第二路军及总指挥部的成立，使活动在吉东地区的抗联部队有了统一领导，这对于深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开展对敌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抗联第二路军组成通告发布当天，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就致信姚振山，欢迎其参加抗联第二路军并委为抗联第二路军吉东游击军司令，“所有绥宁、延边以至吉敦安桦旧有东北义勇军及反日山林队，统受收编整顿，首先将关团、九彪、九占、树林各队按番号编成游击团或独立营，并行指挥分配游击活动区域及方策”。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日伪军纠集2000余兵力，自牡丹江、林口、依兰、方正向四道河子抗联第五军根据地和密营发动大规模的“围攻”。敌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妄图一举摧毁抗联部队的后方根据地。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周保中决定，新任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率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在牡丹江沿岸相机开展游击活动，由他率部分队伍东进，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对活动在宝清、饶河等地的抗联第四、五、七军着手进行整顿，以适应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需要。 10月中旬，周保中率精干卫队从牡丹江岸莲花泡渡江，穿越图佳铁路和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11月初到达宝清县抗联第五军第二师和警长胶任任抗抗域建卫旅的前方指挥所。在这里，周保中检查了抗联第五军“下江远征队”的工作。之后，于11月21日召开了抗联第五军第二师和警卫旅干部会议，开始对抗联第五军进行整顿。会上，周保中分析了斗争的形势，传达了吉东省委常委在四道河子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指出今后的斗争任务是：第一，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准备与日伪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第二，抓紧时间筹集给养和军需物品，动员后方老弱病残人员实行部分自耕，以应对敌人的经济封锁。第三，做好1938年西征的准备工作，将抗联第五军警卫旅改编为抗联第五军第三师。同时，对抗联第五军干部进行了部分补充和调整。调整后的抗联第五军领导干部配置情况为：军有武发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副官长罗振华；第一师师长关书范，政委颜志，下辖3个团；第二师师长宋一夫（兼），副师长张镇华，政治部主任季青，下辖2个团；第三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下辖2个团。并规定了各师、团开展游击活动的大致区域，确定了游击活动的方针和计划。 抗联第五军经过整顿后，极大地坚定了指战员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斗志，进一步实现了军部工作计划化，部队管理系统化，干部战士纪律化。同时，抗联第五军由于有许多农民加入，一些伪军哗变抗日，队伍有很大发展。12月12日，抗联第五军与活动在宝清的抗联第七军一部共400步骑兵联合作战，袭击了七星河镇，取得胜利。此战歼灭伪军一个连，毙伤日军30余人，其中有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各1人，缴获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步枪200余支和其他军需用品。抗联第五军经过整顿和胜利战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吉东地区抗联中的模范部队，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能够起到核心作用的部队。周保中在对抗联第五军整顿后，于11月下旬携同原抗联第五军第二师师长王光宇前往抗联第四军军部，按吉东省委决定，对抗联第四军进行整顿。抗联第四军自军长李延禄赴关内工作后，一直由李延平代理军长一职。由于军部领导力量较为薄弱，部队发展比较缓慢。在残酷的斗争中，部队受到一定损失。第四师师长刘振国离队养病，所部失散，余部与“老来好”队活动。第三团团长吴明月在勃利作战牺性，第三团被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特别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根据1943年由伪满洲国政府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有以下23个：日本、苏联、蒙古、泰国、汪伪政府、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维琪法国、西班牙、芬兰、丹麦、蒙疆自治政府、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缅甸、菲律宾、多米尼加、波兰、萨尔瓦多。
东北沦陷后，1932年7月1日，伪满决定，成立哈尔滨市政筹备所。1933年6月19日，伪满国务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将原哈尔滨特别市、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辖哈尔滨市、吉林省辖滨江市及江北黑龙江省辖松浦市政局辖区“四合为一”，并将滨江县全境、呼兰县10屯和阿城县31屯划入，成立哈尔滨特别市，总面积930平方千米，人口约50万人，由伪国务院直辖。 1937年6月27日，伪满决定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从7月1日开始将哈尔滨特别市改为普通市，隶属滨江省管辖。 1938年7月1日，伪哈尔滨市公署公布市区条例，废除保甲制，实行区制，全市划分为埠头、新阳、南岗、马家、东傅家、西傅家、顾乡、香坊、太平、松浦10个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同年8月3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要纲》，重划东北行政区划，哈尔滨市为中央直辖市。1946年5月建立人民政权，隶属中共北满分局领导。同年11月18日，改为哈尔滨特别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1949年2月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各特别市一律取消“特别”二字；3月1日哈尔滨特别市改为哈尔滨市。同年4月21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改为松江省辖市。同年10月，哈尔滨市分设9个区。1953年7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从8月1日起改为中央直辖市。1953年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116．3万人，已经达到特大城市的标准。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哈尔滨市改为省辖市，“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同年8月1日正式改变隶属关系。 1956年8月28日，将东、西傅家区合并为道外区，将道里、顾乡2区合并为道里区，将平房区改为城市区。调整后，哈尔滨市分设道里、道外、南岗、太平、香坊、平房6个城市区，朝阳、王岗、松浦3个郊区。 1958年8月25日，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省直辖的肇东、宾县、阿城3县和绥化专区的呼兰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9月27日，将香坊区部分区域划出设置动力之乡区（后改为动力区）；10月22日，将3个郊区合并为滨江区；同年底撤销滨江区，将郊区农村公社分别划归各城市区管辖。至此，哈尔滨市共辖7个区、4个县。 1960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将松花江专区的五常、双城、巴彦、木兰、通河5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将哈尔滨市领导的肇东县划归松花江专区，使市属县达到8个。 1963年3月8日，恢复滨江区，将郊区各公社划归滨江区管辖。 1965年6月14日，国务院批准，将哈尔滨市领导的8个县划归新设立的松花江专区。 1972年8月，撤销滨江区，原滨江区所属郊区各公社仍划归各城市区管辖。 1983年9月3日，国务院批准，将松花江地区的阿城、呼兰2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 1985年10月5日，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市计划单列，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1991年2月1日，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和松花江地区所属依兰、宾县、方正3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至此，哈尔滨市共辖道里、道外、南岗、太平、香坊、动力、平房7个市辖区和呼兰、宾县、方正、依兰4个县，代管阿城市。 1992年末，哈尔滨市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中游，是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黑龙江省省会。北邻呼兰县，东接阿城市，南界双城市，西与肇东市毗连。全市总面积1675平方千米。总人口285.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46.8万人；满、朝鲜、回、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口约占5.5%。市政府驻地道里区。 1958年8月16日，撤销绥化专区，设立松花江专区，管辖原由省直辖的伊春市，五常、双城、肇州、肇源4县和原绥化专区所属的绥化、望奎、兰西、绥棱、海伦、庆安、巴彦、木兰、通河9县，共1市、13县。专员公署驻哈尔滨市。 1960年5月，将哈尔滨市所属的肇东县和原嫩江专区所属的明水、青冈2县划归松花江专区管辖；将松花江专区所属的五常、双城、巴彦、木兰、通河5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安达市由松花江专区代管。同年12月底，全专区共辖2市、11县。 1962年10月，恢复铁力县，由松花江专区管辖。1964年1月，将伊春市改由省直辖。1965年3月，恢复安达县，由松花江专区管辖。同年5月15日，松花江专员公署迁驻绥化县；6月14日，更名为绥化专区，同时设立新的松花江专区，管辖原由哈尔滨市领导的呼兰、阿城、宾县、五常、双城、巴彦、木兰、通河8县，专员公署驻哈尔滨市。同年12月，安达市改由省直辖。 1967年3月，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松花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松花江专员公署正式撤销，松花江专区遂改为松花江地区。地区革委会驻哈尔滨市，管辖8县。 1969年1月，地区革委会移驻阿城县。1970年4月，将牡丹江地区所属的尚志、延寿、方正3县划归松花江地区管辖。 1972年9月，松花江地区革委会迁回哈尔滨市内。1979年5月，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将松花江地区革委会改为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由实变虚”，为省政府的派出机关。行政公署驻哈尔滨市，管辖11县。 1983年9月，将呼兰、阿城2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1988年9月，尚志、双城2县撤县设市。 1991年2月，将宾县、方正2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同年4月1日正式变更隶属关系）。是时，松花江地区共辖双城、尚志2市和五常、延寿、巴彦、木兰、通河5县。 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成为了日本在我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工具和遮羞布。
1945年8月——1945年12月苏联红军管制下的哈尔滨临时政府
1945年，二战中欧洲战场结束后，150万苏联红军履行《雅尔塔协议》对日宣战。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跨过中苏边界进入我国东北，向盘踞在这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势。在中国人民的英勇配合下，仅一周时间，一向骄横的关东军主力便溃败。17日，日本关东军宣布投降。
8月19日，远东第一方面军向哈尔滨空运158人、800公斤军用物资。 8月20日，红旗第一集团军陆上先遣支队抵达哈尔滨。从火车上卸载的坦克开进市区，与空降部队会师。于此同时，红旗阿穆尔舰队也沿松花江行至哈尔滨。随后苏联红军水兵在中心广场举行阅兵式，水兵们整齐地走过街道，路边挤满了欢庆的中国民众。
中国百姓欢迎苏军的到来。自“九一八事变”被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重新回来了祖国怀抱。 抗联第3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展到北满30余县抗联第3军编成后，军部率第5、第6、第7、第9师，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通河、木兰、巴彦、东兴、铁力、庆城（庆安）、绥棱、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佛山（保兴）等县活动；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延寿、珠河、方正、林口、苇河、五常、阿城、双城县境；第4师和以后成立的第10师，在牡丹江东北的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游击。 1936年冬，北满日伪根据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动员伪三江省全部军事力量，进行冬季大“讨伐”，妄图聚歼该地区的抗联第3军和其它抗日部队。据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以粉碎敌人的企图。 按照这一精神，第3军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然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第3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有第1、第2、第3、第6、第9师主力和第5军第1师、第4军第1师一部。这些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1月以前先后到达铁力地区。 同年11月，第3军军长赵尚志又亲率一支500余人的骑兵部队（由军直部队和第1、第5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从汤原出发西征。西征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于12月间抵达铁力地区，同先期到达该地的各部会合。此时，日军已侦知第3军的意图，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讨伐”队，乘坐马爬犁，对西征部队前堵后追。 赵尚志决定率军部和第5、第6师各一部由铁力转向西北前进，把敌人引进深山，寻机歼灭之。一天，第3军部队进到通北县附近一个叫“冰趟子”的狭窄山沟，赵尚志决心利用山沟两侧的山林设伏，歼灭尾追之敌。经两日部署准备之后，日军700多人果然闯入预伏阵地。第3军伏击部队立即对敌展开包围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敌人仓惶退去。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留下第6师一部在海伦、铁力一带坚持斗争，自己率军部和第1师一部继续北上，挺进通北、龙门。北进途中，远征部队又在龙门附近的炭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町田少校以下21人。 龙门战斗后，日军在空中用飞机追踪轰炸，在地面调步兵加紧堵截，远征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仅剩百余人。由于过度疲劳和麻痹大意，夹遭敌人包围、袭击，又损失过半。余部在赵尚志率领下，忍饥挨饿，杀战马当食，以橡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行程1000余公里，于1937年春末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在第3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守汤原地区的第1、第5师和军直各一部，分头出击，策应军主力西征。军直和第1师留守部队先后袭击林口、金满沟和小道沟之日伪军，并协同第5军攻占了依兰县城。第5师一部于1936年12月1日曾攻克伪国境线上军事重镇佛山（今保兴）县城，震动了萝北和绥滨的敌人。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3军部队驰骋北满几十县，纵横数千里，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1000余人，攻占城镇20多座，打破了日军以汤原等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新游击区，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联第6军转战下江各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第6军刚刚编成，便在第3军协同下，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 1936年秋，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第6军主力在军长夏云杰和参谋长冯志纲率领下，从汤原出发，越过松花江，进到依兰、桦川等县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几个月艰苦征战，入冬以后，南下部队返回了汤原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23日，第6军一部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军长夏云杰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夏云杰是抗联第6军的创始人，对建立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夏云杰牺牲后，第6军于1937年2月，在集贤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提名，决定由戴鸿宾继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并在原7个团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成4个师12个团。4月间，又增编了第5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声，辖4个团。正当第6军进行扩编之时，日伪军集中3000余人开始了对该军的春季“讨伐”。为避免损失，第6军决定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及第4师留在汤原地区坚持斗争。 各部在转移中，冲破敌军的堵截，先后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暖泉子、葫芦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桦川、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与此同时，留在汤原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在冯志纲的率领下，取得了夜袭汤原县城的胜利。5月18日夜，第6军留守部队在汤原抗日救国会会员的接应下，首先从汤原城东北角突入城内。尔后分三路向纵深发展：一路直插伪县公署，并阻击日军守备队的反扑；一路解除北门伪警察武装，并以部分兵力控制退路；一路打开监狱和仓库，解救被关押的同胞，获取军用物资。拂晓以前攻城部队顺利撤出，并打退了日军的反扑和尾追。此战全歼城内伪警察和伪守备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缴迫击炮3门，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70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3、第6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10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35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6000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8、第9、第10、第11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7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 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10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年9月，该部在抗联第5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1937年6月27日，伪满决定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从7月1日开始将哈尔滨特别市改为普通市，隶属滨江省管辖。 1938年7月1日，伪哈尔滨市公署公布市区条例，废除保甲制，实行区制，全市划分为埠头、新阳、南岗、马家、东傅家、西傅家、顾乡、香坊、太平、松浦10个区。 1940年10月1日，伪满进行国势调查，哈尔滨市总人口64.5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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